【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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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之后,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实质性条件得到全面提高,不仅以法律形式定义了"外观设计"这一客体,还将"现有设计"引入到授权标准的评价体系中来.更为重要的修改是关于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新规定,外观设计授权的"创造性"标准首次在专利法中确立起来,标志性地将我国外观设计授权保护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期.第二部分中,本文通过与美、德等国的"非显而易见性"和"独创性"标准进行对比,发现适合我国国情的创造性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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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法第三次修改之后,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实质性条件得到全面提高,不仅以法律形式定义了"外观设计"这一客体,还将"现有设计"引入到授权标准的评价体系中来.更为重要的修改是关于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新规定,外观设计授权的"创造性"标准首次在专利法中确立起来,标志性地将我国外观设计授权保护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期.第二部分中,本文通过与美、德等国的"非显而易见性"和"独创性"标准进行对比,发现适合我国国情的创造性的细化标准,着重讨论有关创造性的判断主体是采用对创造的专业性要求较高的"所属领域的普通专业设计人员"还是较低的"熟悉情况的使用者",结合我国外观设计专利发展的阶段,认为后者更为适宜.第三部分结合判例统计分析和文本分析,支持本文建议主体判断标准采"熟悉情况的使用者"的结论,在本部分列出的法院典型案例中,出现了司法审查标准与行政审查标准之间的冲突和磨合,体现出司法机关在具体个案中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的主体判断标准的摸索和创新,实际上,司法实践中已经体现出从"一般消费者"逐步走向"熟悉情况的使用者"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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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减少版权网络侵权行为的法律框架,在欧洲各界备受争议.各国政府正努力寻求在著作权人的知识产权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自由经营权和个人的基本权利之间实现平衡.2010年4月8日,英国《2010年数字经济法》获得皇室核准,并于同年8月开始实施.该法仅仅搭建了版权网络侵权规定的基本法律框架,(寽)具体实施细则交由英国通讯管理局制定.为了应对版权网络侵权,该法要求按两个阶段分别立法.第一阶段建立一套著作权人能
特定当事人的著作权默示许可是为了填补合同漏洞,不特定当事人的著作权默示许可是为了减少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前者需要借助当事人的约定、行为等内容而确定,故其司法规则实为对合同的补充解释,多应用与对受委托创作作品的使用.后者通过对著作权所有人不履行相关行为而确定,故其司法规则实为非自愿许可,目前仅适用于搜索引擎的缓存,其所涉及的问题可以通过开放合理使用制度进行有限的调整,也可以借助法定许可进行认定.
《大清著作权律》采纳英美模式,立论彻底,语言洗练,结构精致.在保护作品署名、完整性等制度方面,《大清著作权律》的规定仍然具有现实价值,长久以来,学界对该法评价过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以英美模式为灵肉,以大陆模式为骨架,摇摆于两种模式之间.值此著作权法修改之际,可考虑回归《大清著作权律》的立法模式,借鉴《大清著作权律》上的有益规定.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行政色彩过于浓厚,虽然《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对其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但仍改变不了其行政干预的本质.该文采取文献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提出设想,分析我国目前立法的利与弊.文章引入集体管理组织的竞争机制,借鉴台湾地区的"平行授权"以及完善延伸性集体管理的规定.希望能够通过对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来促进各方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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