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及其致力文化传统改造及现代观念传入的本质，以及五四后中国社会思潮从“侧重个人解放”到偏向“集体主义时期”的逆转，赋予了当时代成长起来的“战国策”派知识群体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性格。受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及1930—1940年代中期欧洲战场的烽火和中日战争艰难境况的影响，他们认为：世界进入了“战国时代”，对于国家、民族的现实需求而言，作为“春秋时代”理念体现的五四精神必须进行变通，现代性价值的坚守是第二位的。“战国策”派学人从对五四精神的批判切入，进而反思中国现代思潮无助于救亡的虚妄性，试图昭示时代需求与价值内核间的深刻矛盾；他们继承了五四对国民性改造的精神，沿着“尚力”之路，结合尼采思想强调“力”及“英雄崇拜”，批判宋代以来中国“无兵的文化”及“德感主义”，希冀通过对“民族文学”的倡导，培育民族意识以适应抗战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战国策”学人开始批判“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倡导“集体主义”理念，视自由主义思潮为民族精神凝聚的大敌，并理想式的设想战后自由主义体制的自然复归。战国策派学人对于五四精神的批判及继承，在近代中国救亡需求的现实面前发生变异，产生了技术性选取的扭曲。对于这一精神指向的变异而言，“战国策”学人群体是一个相当典型但并非唯一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