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是刘湘为首的四川地方势力创办的高等学府,地方色彩浓厚。中央势力入川之后,整顿四川教育,重庆大学向教育部备案,被定为四川省立重庆大学,成为四川省立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四川对于抗战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随着战火的蔓延,东部高校纷纷内迁大后方,给大后方的教育发展带来契机,随着各方势力进入,重庆成为各方势力明争暗斗的舞台,而重庆大学也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拒梁”风潮发生在四十年代初国内新一轮的学潮的大背景之下,背后关联着多种因素。国民政府西迁之后,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先后在重庆大学建立区党部和分团部,中共也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四十年代初,国共斗争日趋激烈,由“马寅初被捕”事件所引发的重庆大学风潮即是国共角力的产物。政党斗争与经费困境使得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多次请辞,在重庆大学继任校长问题上,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和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分歧,最终蒋介石决定遵从四川省政府的意见,由张群举荐的梁颖文代理重庆大学校长。任命发布之后,学生以新任校长资望不符为由拒绝梁颖文长校,以重庆大学区党部为中心,组织开展拒梁活动。1941年9月1日,重庆大学发生殴逐校长和总务长的暴力事件,蒋介石下令解散重庆大学,整顿学风。重庆大学解散后,就如何处理重庆大学,四川省政府和教育部又掀起新一轮的较量。风潮的缘起、发生和平息,无一不展现着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以四川省政府为阵地,与陈立夫为首的CC系所进行的明争暗斗。重庆大学“拒梁”风潮不仅是派系斗争,潜藏在派系之后的是中央与地方在掌控地方教育资源上的博弈。重庆大学在经费困境中主动请改国立,走上寻求国立化之路,但作为地方色彩浓厚的省立大学,一方面主动请求改为国立以获得国家经费的支持,一方面又特别警惕中央将其合并进中央大学。这种既主动迎合又隐隐抗拒的状态说明地方性大学在国家化进程中的矛盾与纠结,也可看出中央势力深入地方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