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它的内涵在历史上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其发展脉络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尚书》时期、《诗经》时期和诗人时期。通过分析“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对于解答诗的源头、本质、功用等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尚书·尧典》所记载的“诗言志”是这一理论的开始，年代虽然不可考证，但是根据对整段话的理解，“志”应该指向“神人以和”，那么由此看来，诗应该就是表现先民集体宗教意识的咒语和祷文了，而做诗的人应是巫祝之官。这种作品的产生过程其实还不能称为创作，因为，第一，创作的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于职责；第二，创作的时候指向神灵，不从现实感触出发。咒语和祷文可以说是诗歌的源头。 《诗经》时期，“诗言志”理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诗经》颂的部分保留了感天地、动鬼神的咒语和祷文的部分特征，风、雅的部分则是新时代的产物。十五国风类似于民谣，由采诗之官加以采集整理，作这些民谣的人几乎不可考证，采诗之官整理的目的是为了给在上位者作治国的参考，并不考虑做诗的人的本来目的。雅是正乐，似乎更倾向于是“在列者献的诗”，也就是士人献诗。这一部分的内容比国风更接近于统治者的意识，因此目标也更明确——讽谏颂美、正君主之得失。总之，《诗经》言志是指，诗歌表达讽谏颂美统治者的目的，讽颂更进一步的说，是为了辅佐君主治国，以君主为本位。采诗、献诗也是出于职责，是不自由的。 “诗言志”的内涵，无论是咒语祷文言“神人以和”，还是《诗经》风雅表“讽颂治国”，都是指诗本身说的。后来出现的“诗以言志”则有些出格，它是赋诵朗读现成的《诗经》篇章，断章取义的表达自己在某个场合的意思。例如，在外交与朝堂宴会上，借现成的篇章作外交辞令或官方用语。这样的赋诗，赋诗的人是用已有的诗，表达自己的意思，看似有所选择，其实也是不自由的。 孔子虽然未直接言及“诗言志”，但他的思想对“诗言志”的内涵却有所扩充，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仁”的角度出发，强调《诗经》表达的治国之志，应该以民为本，或是君、民并重。这是治国之志的一大进步。第二，为了更好的实现治国之志，先要有修身之志。这样，独善其身，自由的个人意愿有了出现的可能。诗人时期，“诗言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离骚》中个人感情的出现是时代的必然，此后，诗的作者的问题日益清楚了，诗的形式、题材都大大扩展了，诗歌可以表达个人的志向情感了，不管这志向是讽谏治国，还是独善其身；是忘怀得失，还是忧国忧民；是赏花弄月，还是发愤抒情；总之是自由了，从个人出发了。这时期的“志”一方面不断吸收与其相关联的情感因素，打开了情志合一的大门；另一方面却严格的排拒了一些纯感情因素，通过志对情作出了规范。 做诗的人在诗中自由的表达个人的心愿志向，这其实就是今人对“诗言志”的理解。 总而言之，志的变化，由神人以和到讽颂治国，从神明到现实；又由为君为民的讽颂到出于个人目的的志向，从集体到个人。诗的本质，在“诗言志”的范围内，乃是一种工具，是志的载体，志变，诗亦变。诗的功用从悦神祭祖、治国修身这样重大的实际用途发展到了发牢骚、自娱乐、呈才气等等无功利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