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不仅与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还是社会和谐美好的基础。当代中国想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重视德性问题。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都是一个重视德性的国家,德文化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成分,研究中国传统德文化可以为当代德性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来源。中国的德性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夏商西周时期便产生了明确的“德”的观念,并有了德性思想。若说西方哲学是在给柏拉图作注释,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传统的德性思想大多都是夏商西周时期的德性观的传承和延展。中国古人极其重视传统,一切学说思想都建立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步入文明时代后的第一个时代,其思想观念毫无疑问是后世思想观念的源头。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为中华优秀文化奠定基因的夏商西周时期的德性思想值得高度关注。人们对德性问题的思考始于好生活的追求,当夏商西周时期的古人开始思考如何获得更好生存的时候,德性观念便逐渐产生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好生活便意味着丰衣足食,家庭、社会和谐安定。然而,在那个环境险恶、生产力低下、资源短缺的时代,想要实现这一点颇为不易。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古人走向了宗教,企图通过求得神灵的庇护,从而获得好生活。而德性是人们从神灵的意志中体悟到的,用以取悦神灵、趋福避祸、稳定家庭与社会的制胜法宝,它反映的是夏商西周时期的人们对神灵意志、社会关系以及整个自然界的认知,体现的是古人的生活智慧。因此,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德性思想的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该时期宗教信仰的研究,包括对其信仰体系、宗教观以及宗教观的深层意蕴的辨析;二是对该时期宗教观下的德性思想的研究,包括德性目的、德目以及宗教观与德性的逻辑关系的分析。本文主要以人类理性发展的规律为主线,以夏商西周时期的宗教信仰的发展进程为切入点,深刻剖析夏商西周时期的古人的德性智慧,企图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从而为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借鉴。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六章。前两章主要从总的方面对夏商西周时期德性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特定内涵以及该时代主要关注的德性问题与德目进行论述。从现代学术界对德性的理解来看,德性即为人运用理性或智慧根据其谋求生存得更好的本性的根本要求并以生存得更好为指向培育的,以心理定势对人的活动发生作用,并使人的活动及其主体成为善的善品质。而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古人看来,德性是人对为了获得现实的安定生活所需要遵从的,符合神灵意志的品质,它是人对禀受于神灵的“命”的体悟与践行。在原始社会,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有限,在面对不可抗衡的自然力量时感到迷惑不解而又恐惧。在人们眼中,那些不可战胜的力量都对他们的生存有着极大的威胁,因为无法理解,所以他们将这些力量神秘化,并以它们为信仰,希望以此来避免天灾人祸,得到福祉。到了夏商西周时期,“满天星斗”式的社会共同体（原始国家）状态被终结,国家统治者急需统一社会思想、解释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在这种背景下,统治者们吸收了以前的“神秘力量”崇拜、祖先崇拜、“德化”等思想观念,围绕宗教信仰、国家政治以及人的品质培育等问题,提出了那个时期的德性思想。于是,神灵成了万事万物善恶的判断标准,德性被看作是神灵恩宠的象征。第三章主要探讨的是夏朝时期的德性思想观念。从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过宗教信仰的痕迹,而夏朝的德性思想正是建立在自然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自然宗教信仰发源于巫术,是公共巫术取代个体巫术后的产物。在人类早期,由于对世界的认知程度有限,人们将幸福与灾难的来源归结于神灵,认为只有对神灵保持敬仰,才能免除灾难,获得幸福。为了与神灵交流,从而获得神的赐福,人们发明了各种巫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权力逐渐得到集中,个体巫术被抑制,逐渐被公共巫术所取代,于是便产生了以万物之灵为信仰的自然宗教。在夏朝,个体巫术已经基本退出社会舞台,自然神灵成为整个社会的信仰,其体系包括天神、地示、鬼神、怪物等。夏人认为神灵是一切善恶、对错的判断标准,只有信仰诸神,遵从诸神的命令,才能得到幸福。与此同时,夏朝统治者还以宗教作为维护王权的武器,以神灵震慑各方国。在此基础上,夏朝统治者确立了以君王为尊,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为了巩固这一秩序,夏朝统治者推崇“圣贤之德”,强调向古之圣贤学习,因为他们是最接近神的人,对神的意志的认知最为清晰,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敬、忠、义、孝、慈、友、恭等品质正是社会安定、百姓幸福所必需的。夏朝的德性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稳定了夏朝社会,为其提供了秩序,而且还为商朝以及周朝的德性思想提供了思想来源。第四章主要探讨的是商朝的德性思想。商朝的传说起始于“天降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商人认为商民族是神灵“玄鸟”的后裔,玄鸟带着神灵之命从天而降,由此有了商国。夏朝灭亡之后,商朝统治者为了解释政权的合理性,在继承夏朝思想观念的基础上,提出至上神“帝”的观念,并形成了“帝命至上”的宗教信仰观。在他们看来,人间有王朝,神的国度也有帝廷,“帝”就是帝廷的统治者,掌管着世间的万事万物。因此“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一切遵从“帝命”的都是善的,是获得幸福的基础;反之,违抗“帝命”则是恶的,将会招致祸患。商国正是秉承“帝命”而诞生的,商民族是帝的选民,奉帝命永久统治人间,因此服从商王也即是服从神的命令。商朝统治者认为,既然商民族禀受了“帝命”,是帝在人间的“使者”,那么,只要取悦了上帝及诸神,那么就可保障政权与社会的稳定。正因为如此,商人非常重视祭祀,希望以此来取悦神灵。在商朝的祭祀体系中,先祖祭祀最为频繁,这不仅体现出商人重孝,更因为先祖在他们的观念中是商人与上帝沟通的桥梁。他们认为先祖结束人间的生命之后,成为神灵,“宾于帝所”,继续庇佑着商民族,将上帝的意志传达给人间,也能将人间的期许传达给上帝。因此,只有继承英雄先祖之德,绝对服从神灵,才能得到安定幸福的生活。第五章主要探讨的是西周的德性思想。商朝末期,商纣王荒废德业,致使国内矛盾激化,人民饱受苦难。而作为商朝的下属诸侯国,周国却不断发展,积蓄力量,最终联合各路诸侯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西周统治者从商朝灭亡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意识到,如果帝命恒常,那么商朝就不会灭亡。因此,周朝统治者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宗教信仰观,即“天命至上”、“天命靡常”。一方面,西周统治者声称至上神上天是一切的主宰,只有敬事上天,才能获得天命的青睐,从而得到上天的赐福;另一方面,在周人看来,至上神“天”是一个理性神,它不像商人信仰的神灵那般独断专行且喜怒无常,而是一位有原则性的神灵,主要体现于上天以人民的安定作为降下天命的原因。因此,周人认为,天命不是恒常不变的,想要永久保得天命,统治者必须“敬德保民”,其他人也要以德配命。为了解决修德问题,周公提出“礼乐”治国,将德性价值理念蕴含在礼乐制度中,从而起到德性教化的效果。第六章从现代社会问题出发,在对夏商西周时期德性思想进行总结批判的基础上,试图从中汲取对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有利的“基因”。从总体上讲,夏商西周时的德性思想虽然是宗教信仰下的思想,但是它们的目的都并非彼岸的幸福,而是当世的现实中的幸福。宗教信仰只是古人认识世界、谋求现实幸福的手段。从根源上讲,夏商西周时期的德性以人生而俱有的情感为根源,以“爱”为主要体现形式,主要包括人与神灵之间的爱、人与人之间的爱以及国家之爱。这种由私人情感生发出来的德性呈现出一种情感主义倾向。与现代情感主义不同的是,它虽然以人的情感为出发点,但是却从不排斥理性,承认德性的逻辑必然性。夏商西周时期的德性观念正是古人理性萌发与发展的产物,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它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社会信仰的确立以及德育的培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