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国家政权的稳定关系到国家发展建设的方方面面。近现代中国是一个急速转型的社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非常复杂的。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建设理论成为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对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权建设也不例外。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左”倾化认识。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设计一个理想的方案,为了实现这一方案,他就要付诸行动,排除阻碍。“文化大革命”就是他排除阻碍的一场行动。而当时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波匈事件”、“中苏论战”、彭德怀的“万言书”等也为他发动“文革”起到了推动作用。毛泽东对儒家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政治的极端认识是他推行大民主的理论根源。封建“皇权”文化思想的影响是当时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原因之一。治道与治世的对立统一是他“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规划设计的逻辑基础。重人治轻法治的治国理念是法治制度受到破坏,人治主义复辟的文化基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特点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特点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成为全国总动员,亿万人民造反闹革命的推动力量。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破旧立新的政治需要是儒家政治文化受到错误批判的原因所在。而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权建设方面的失误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主要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治体系,注重培育起中国国民的法治精神,建立起社会的法治文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尊重现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充分吸收和借鉴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增强社会主义的活力,要敢于发现新问题,制定新规则,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