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期起，清廷实行积极的出版政策，创办了大量的出版机构，刊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编译了门类众多的西学书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知识文化传播。清廷的此项举措，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官方参与出版活动自古有之，在清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并被纳入到政权建设的框架中，体现在确立了“稽古右文”的政策，建立起官方的出版系统，以构建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文化—政治同构的观念在晚清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是官书局设立的历史原因。同时，19世纪60年代，清廷面临着严峻的内外危机，统治岌岌可危。西方势力的入侵和以太平军为主的军事斗争，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挑战着政权的权威。基于此，清廷调整统治策略，确立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鼓励创办官书局，传播正统的价值观念，维护统治权威。于是，金陵、浙江、江苏等地的书局纷纷设立。官书局的设立及活动具有明显的特点:首先，地域性，东部地区设立较早，机构完善，人员充实，出版活动较有影响力;西部地区较晚，出版规模较小。其次，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官书局多来自官方的支持，或来自藩库、出使经费，或海关，或书院经费，或地方士绅捐助等。再次，具有明显的等级特点。官员的收入远远高于刻工，饮食的标准上有明显的区别。最后，内外交往。局内人员之间在工作之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各书局之间交往频繁，或因刊刻活动，或因书籍的调取，基本实现了书局资源的合理配置。官书局出版的书籍包括传统经典著作和西学书籍。传统著作主要是经史类书籍，如蒙学读物、大部头的经史著作，《四书》、《五经》、《近思录》、《御纂七经》、《御纂周易经解》、《二十四史》、《皇清经解续编》等;西学书籍涉及西方的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及教科书，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英文举隅》、《俄国史略》、《各国史略》等。这些书籍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刊刻方式多样化，所用纸张为官堆纸、毛太纸、杭连纸、赛连纸等，在官方的系统内流通，或上呈朝廷，或储藏国子监，或颁发书院，或馈赠，或调取，或参与市场竞争，最终到达士人手中，或阅读或收藏。地方督抚是“局本书”的主要规划者和阅读者，指导着官员和士人们的阅读活动;普通士子阅读“局本书”的实践呈现出晚清时期复杂的阅读心理和效果。通过阅读活动，书籍的价值得以体现，价值观念由此得到广泛传播。总的说来，官书局的出版活动与晚清政治密切相关，为清廷进行政治文化的建构，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传播了清廷的政治改革的主张，为政权建设储备人才的同时，培养了大批认同清廷统治理念的士人，有助于晚清政治建构和改革的进行;官书局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保存，或为书院提供了读物，或尊崇传统文化，为传统文化正名，提倡传统经典著作的阅读和学习，赋予传统文化以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官书局刊刻的大量书籍，成为近代藏书楼和图书馆建设的图书资源，促进了近代文化机构的设立;编译的西学书籍，引入了近代教科书，影响着近代教科书的编写。可以说，晚清官书局推动了晚清社会和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