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和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文化的骨架”，它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至大至深，是中国文化有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有鉴于此，故笔者以本论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本书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广泛结合传世资料和出土资料(“二重证据法”)，全面梳理阴阳和五行的历史发展进程，并综合考察了先秦诸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对先秦思想和学术的一次整理和总结。 本论文共计六章，其内容次第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是一篇带有“引论”性质的文字。大致界定了本书研究的范围与时限，陈述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列举了在阴阳五行研究中可资利用的“资料与方法”，并做了相关“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在本章中，笔者明确提出：古中国的阴阳五行，实际上业已成为一大“公共思想资源”。 第二章《阴阳的起源》和第三章《五行的起源》，主要是利用考古资料和传世资料详细总结和考察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内容包括“阴阳”和“五行”语群的含义以及它们起源的地域、时代和起点等问题。 笔者认为，阴阳说和五行说并非外来之物，它们的起源地就在中国。阴阳观念产生于对自然的观察，“阴阳”一开始就是一组对立概念，“二分对比”的思想是阴阳观念的本义。商和西周时期，“阴阳”字眼虽然已经出现，但尚不具备形而上的抽象的意义。 考察表明，直至商朝中后期，商人仍然没有明确的“五行”概念，但甲骨卜辞中已经蕴涵着后世“五行”观念的种子了。“五行”概念正式提出的时间，应当就在殷商末季。 第四章《前诸子时代的阴阳五行》，主要是参照《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历史典籍，分别考察阴阳和五行在春秋末期以前(时间范围有时越出春秋)各自的发展情况，从而为考察诸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做一铺垫。 从西周晚期开始，阴阳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阴阳观念而上升为阴阳概念，直至春秋末年形成阴阳范畴。春秋时期，“阴阳”已经分别和物质性的概念“气”结合在一起了，当时人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存在着“相克”关系，但又认为对立的阴阳可以趋于和谐，阴阳转化思想也正式提了出来。在老子和孔子手里，“阴阳”被提炼为一对高度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范畴。 从春秋到战国的五百余年，是五行思想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学理上，古人对五行之间关系的认识日渐加深，五行“相杂”、“相生”、“相胜”、“无常胜”思想相继提出。在五行图式上，被配入图式的事物由简单而复杂，由自然而社会，直至成为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 第五、六章《诸子时代的阴阳五行》，是本书的两大主体部分。因为篇幅过大，故而将其割裂为两章，分别以“上”、“下”字眼标示。 上篇着重考察的对象，是儒、道、墨三家；之所以将它们归入“上篇”，是因为它们均有理论的制度的系统的关怀，可以归为一类。约略而言，战国道家对阴阳思想贡献甚多，而儒家和墨家则大大地发展了五行思想。 下篇着重考察的对象，是阴阳、名、法、纵横、农五家(以阴阳家开首)；之所以将它们归入“下篇”，是因为它们侧重于实用的技艺的具体的关怀(阴阳家是个例外，它兼有上述两类关怀，故以其开下篇之头)。除阴阳家外，其余四家多援引阴阳五行思想以为说理之助而已，对阴阳五行思想没有多少贡献。 在“结语”部分，笔者对全书的主要内容做了概要式的总结和归纳，并在某些部分有所延续和扩展——如总论阴阳五行的三大走向，同时附论“中国思维模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