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唐代诗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唐宋文化转型和诗歌转型中具有典型意义。目前学界对白居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其晚年诗歌的研究仍是白居易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本文以白居易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晚年退居洛下的17年间为时间节点,以白居易晚年担任东都分司官的仕宦经历为切入点,在厘清白居易晚年居洛的仕宦和交游状况的基础上,来探讨白居易晚年居洛诗歌创作的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在中隐观念与其讽喻诗方面,白居易提出了“中隐”观念,实现了由早期“兼济天下”向晚年“独善其身”的转变。他的中隐观念致使其晚年讽喻诗,具有了形态的多样化、劝谕和教喻功能的强化以及中正雅和气质的形成等特征。在“闲”“适”思想与其闲适诗方面,白居易晚年在“闲淡”和“调适”组成的“闲”“适”思想的指导下,以创作“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的闲适诗为主,使其晚年闲适诗在闲适诗的生活化、诗歌立意更重独善其身和诗歌境界趋向高远三个方面,发生了新变。在道、释思想与其感伤诗方面,晚年的白居易虽然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随着辅国治世人生理想的沉沦,时光的远逝、人生的年老迟暮、亲友的相继离世,白居易更多的借助道家和佛教的宗教思想来弥补心灵的缺憾,来达到内心的平衡和自适,从而实现其“独善其身”的人生追求。因而白居易晚年哀怨凄婉的感伤诗便具有了思理化和富含理趣的艺术特征。最终,白居易晚年“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感伤诗和“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对晚唐五代诗风和宋初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晚年诗歌在中国诗歌从“唐音”向“宋调”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从而奠定了他对宋诗的开创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