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荀子、《穀梁传》的哲学，开端都是仁（荀子的“人能群”实际就是人能仁的意思），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与他人共在，仁是身心一体、主体客体未分的状态。从仁到义礼到乐，就是“天下”儒学开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时间上先后的顺序，“天下”儒学的“天下”也不是时空意义上的，是从存在的角度而言的。《穀梁》作为鲁学，是直承孔子思想的，许多地方也可以和孟荀思想互现。　　仁是人的本真状态，与他人共在在心性上的体现就是恻隐之心，情感上的表现是爱，而爱首先是对亲人的爱，《穀梁》有“亲亲”的大义。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是儒家一贯的主张，但仁与义是有不同的，仁是不含规定性的，而义则有了规定性，自我规范、自我立法，是义的精神，而义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具体哪些规定性，就要看《春秋》“大义”及“礼”的原则了。义作为规范性可以分为“正人”和“正己”，《穀梁》重视“正己”春秋贵“让”。与让相反的就是“争”了，也就是“‘天下’儒学”部分提到的义观念冲突，由口舌之争及至战争杀戮，《穀梁》反对伤害他者的性命，反对弑君，反对两下相杀，反对不义的战争。“信”的原则对他人的体现是“讳”。义的另外一项原则是“贤贤”。　　理想状态下王道政治是民心所向，因此“重众”、“尊尊”也就是对大多数人的尊重，这又回到了仁义原则。　　所谓责任，在《穀梁》中也就体现为义务，就是“义”在正己方面的第三条重要作用，就是《穀梁》中“受命”的观念。　　战争是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手段，但防御为主，并且是正义的战争。《穀梁》重守备，反战。　　“攘夷”既保存了中华文化，又顺应了民心，夷行使得民不聊生。《春秋》尊重不同地域的文化样态，兼采“文”和“质”的优点，但一味地价值观多元并不一定好，文化必须有向心力，人要形成合力。　　春秋笔法是“礼”的一种“变态”形式，是拨乱反正的意思，体现了《春秋》“贵变”，变的目的是“变之正”　　从仁到礼义到乐是“天下”的开展，是从天下到复归于天下的过程，其中“礼义”部分的多种规定性体现了中华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