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学之本和技术之源,基础研究被视为一个国家面向未来的战略投资。从万尼瓦尔·布什的线性模式到罗森伯格、斯托克斯等人提出的非线性模式,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呈现“多元化”态势。营造有利于源头创新的科研环境以提升基础研究的绩效,成为世界各国基础研究发展战略的核心。我国正在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科研环境成为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瓶颈因素,亟需对科研环境对提升基础研究绩效的作用进行研究。本论文通过深入研究科研环境对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机理,全面认识基础研究的绩效产出模式,透视科研环境诸因素对基础研究绩效的作用机制,为政府及其他基础研究管理部门致力于优化科研环境的决策提供参考。本文以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研究方法,以科研环境、知识创造、基础研究绩效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系统研究科研环境通过知识创造中介对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机制。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管理政策进行了解读与比较。然后以2000年以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励(一等奖或二等奖)的主要完成人员及其研究团队成员为对象,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调查,并使用调查数据对科研环境对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随着基础研究发展中新的“科学的社会契约”形成,基础研究需要考虑如何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国家资源配置方式的新动向相适应,其绩效问题应得到关注。世界各国对基础研究的态度,已经从传统的鼓励科学家自由探索,逐渐转向兼顾和强调基础研究的知识转化和应用、资助需求导向或应用目标驱动的基础研究。在此背景下,基础研究产出也从传统意义上单纯追求公开发表的科学发现,逐渐发展到更加注重研究成果知识产权化、专利成果商业化与产业化的新思路。2.科研环境并非简单的物质条件,主要由物质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合作环境构成。各子环境对基础研究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物质环境为基础研究提供投入前提和物质保障,制度环境规范资源配置、引领评价导向,文化环境涵养科学精神、孵育创新思想,合作环境则有助于研究过程中对多学科、多元化信息与知识的集成。3.科研环境对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知识创造的中介作用加以体现。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科研物质环境和合作环境对知识创造过程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尽管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对基础研究绩效的影响关系没有得到验证,但从拟合图可看出,我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对知识创造过程存在一定负面效应,有必要在未来的科研环境管理中加强这两方面的建设。而知识创造过程与基础研究绩效之间存在负效应,说明创新团队的知识创造在知识获取途径、知识获取成本、与外部组织的协调、知识共享与转移等方面存在较大困难,这些困难阻碍了我国高层次研究团队的基础研究绩效。科学研究环境的优劣是保障基础研究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从宏观层面开展科研环境对基础研究绩效影响的这一政策焦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目前研究空白,对研究团队的知识创造与协同、基础研究管理如何突破传统惯性的方向性探索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1)对基础研究如何实现内在“卓越”与外在“影响”并重提出了新的解读；(2)对科研环境、知识创造过程、基础研究绩效的内涵及其国际政策趋势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3)对科研环境、知识创造、基础研究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与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