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电影诞生之初就影影绰绰地出现了同性恋形象以来,世界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中,对同性恋的呈现一直如影相随,同性恋者的银幕形象也经历了多次演化。本文通过考察电影中的同性恋形象表征及演化脉络,探讨了同性恋边缘群体的身份建构及其对跨文化交流的意义。全文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其一,从影像符号层面对涉及同性恋形象的中外影片进行脉络梳理和内容分析；其二,从身份认同角度探讨同性恋银幕形象表征的策略及文化意义；其三,在跨文化传播视野下讨论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自由交往的可能途径。围绕这三个方面,全文分为六章。论文的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探讨本论题的问题缘起、研究意义、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点及难点等方面,以此明确本文探讨的相关问题、研究基础及研究价值。论文第二章通过梳理同性恋的历史、现实和文学艺术表现、相关概念和理论阐述,展现同性恋与同性恋电影研究的文化语境与理论背景。在此基础上,论文分别探讨了三种同性恋银幕形象及其建构的同性恋身份：第一,早期主流电影(主要是1960年代之前、也包括1980年代一部分主流电影)中所呈现的同性恋“异类”形象。自电影诞生之初到195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观念的保守、电影审查制度的严苛等因素,银幕上有关同性恋的内容遭致了法律、道德和市场的多重桎梏和打压。主流电影通过刻板化呈现同性恋者带贬义的“异类”形象,如“娘娘腔”等病态形象、“罪犯”等边缘形象和“吸血鬼”等妖魔化形象,从而建构了同性恋者的“他者”身份。主流电影对同性恋的“他者化”表征迎合了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为社会建构负面的同性恋身份提供了佐证,反过来又加剧了对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制造了主流群体和边缘群体交流的障碍,也带来同性恋者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第三章)第二,模糊形象和受压抑者形象。除了对同性恋形象的“他者化”表征外,主流电影中还有一部分富含同性恋潜台词的隐秘文本和亚文本,它们由同性恋电影人或同情、关注同性恋的异性恋电影人创作,在重重限制下采取多样化策略来隐晦传达同性恋意味。论文第四章在大量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主流电影所表征出的同性恋者的模糊形象。该章并以主要篇幅探讨了“同性恋电影”中的同性恋受压抑者形象。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复苏、社会运动和时代风潮的变迁,同性恋者的现实处境在改善,同性恋电影及其银幕形象也在发生改变。西方1960年代到1980年代出现了大量“同性恋电影”,这些影片通过“不能说出的爱”、受抑的同性情欲以及悲剧性命运等主题来呈现同性恋者受压抑的自我形象。这些影片中的同性恋者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双重冲突,一方面主流话语的规训迫使他们／她们认同社会规范,另一方面他们/她们内心又希望顺应自然、认同自我,从而陷入性别身份的困惑与身份认同的迷失。但与此同时,“同性恋电影”也以“反常话语”建构了同性恋观众的主体位置和“另类”的身份认同。第三,酷儿形象。19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将同性恋者的银幕形象退回到世纪初(即前文所论“妖魔化”异类形象),但这一过程是短暂的,历史的潮流无法阻挡。1990年代初西方电影出现的一股新思潮——“新酷儿电影”,成为本文第五章所主要探讨的对象。酷儿形象多元而复杂,难以归类,本章仅以另类酷儿和青春酷儿这两种最常见的形象来探讨其身份特质。尽管酷儿理论提出要消解身份,但实际上消解的只是本质主义的身份观,而确立了后现代多元的、流动的、碎片化的身份认同。本文将新酷儿电影文本中酷儿身份的特质概括为“跨越身份的狂欢”：酷儿们通过凝视、易装等来建构身份认同,并通过出柜、坎普等表达身份认同的自豪和快乐。第五章的最后一节是个案分析,结合酷儿内涵和酷儿理论对《哭泣游戏》这部新酷儿电影的代表作进行研究,探讨该片所隐含的“同性交际”和“情欲三角”意蕴。论文的最后一章是结论和讨论部分。本章从跨文化传播视角探讨了同性恋银幕形象演化与身份建构所呈现的跨文化交流意义。电影对同性恋形象的他者化、边缘化及反讽式表征,反映了人类发展过程中性别意识从不完整到趋于完整的过程。不完整的性别意识势必带来跨文化交流的障碍。这都提示我们要基于文化间性和平等权力的理念,超越文化障碍,以促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自由平等交往。通过考察梳理,本文也论证了同性恋者的银幕形象与大众、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性恋者作为“人类的背影”,是人类自身表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补充角色,同性恋银幕形象的变化既表明主流文化系统中的同性恋者处境的变化,也成为人类整体处境的一个折射。同性恋形象的银幕演化过程恰是这一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逐步提高和完善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本研究一方面能推动我们对同性恋影像文化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能帮助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同性恋电影及其研究的发展也必将对其他边缘群体的媒介表现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