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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超重肥胖作为影响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儿童青少年肥胖的易感性由遗传因素决定,但是否发生肥胖很大程度上由环境因素决定。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及气候复杂多样,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自然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城镇化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恩格尔系数等社会环境因素逐渐成为导致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角度出发,探讨纬度、海拔、家庭SES、城镇化程度等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为改善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控制儿童青少年超重及肥胖的个性化干预措施提供相关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在上海、黑龙江、河北、河南、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川、贵州、福建、海南、新疆、吉林、云南16个省份,随机抽取各省份10~18岁儿童青少年,共26120名学生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首先,根据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家庭月收入三个指标计算家庭SES。其次,运用卡方检验对不同自然以及社会环境条件下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检出率进行比较;最后,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自然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对超重、肥胖的影响。研究结果:(1)在10~18岁的儿童青少年中,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从10岁的22.6%、17.7%降至18岁的10.1%、3.5%;女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从10岁时的15.8%、6.3%降至18岁时的4.7%、1.2%。但在超重方面,男女生均在11岁时最高,分别为23.3%、17.8%。(2)在自然环境因素方面:高海拔地区超重、肥胖检出率均低于低海拔地区(OR=0.79,95%CI:0.66~0.95和OR=0.6,95%CI:0.45~0.8),高海拔不仅降低了儿童青少年超重风险(P<0.05),而且显著降低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风险(P<0.001)。而高纬度地区超重、肥胖检出率均高于低纬度地区(OR=1.33,95%CI:1.15~1.54和OR=1.52,95%CI:1.24~1.86),高纬度显著提高了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风险(P<0.001)。(3)在社会环境因素方面:中SES家庭(OR=1.17,95%CI:1.03~1.34)与高SES家庭(OR=1.41,95%CI:1.24~1.61)的超重检出率均高于低SES家庭、中上层收入(OR=1.5,95%CI:1.02~2.21)和高收入(OR=1.66,95%CI:1.11~2.47)的超重检出率均高于中等偏低收入。其中,高SES家庭显著提高了儿童青少年超重风险(P<0.001),中SES家庭、中上层收入和高收入提高了儿童青少年超重风险(P<0.05)。城镇化程度最高时的肥胖检出率高于城市化程度最低时(OR=1.29,95%CI:1.01~1.65),城镇化程度增加提高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风险(P<0.05)。而城镇化程度与儿童青少年超重的关系并不显著,家庭SES、GDP与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关系并不显著,恩格尔系数与超重、肥胖关系均不显著(P>0.05)。研究结论:(1)在10~18岁的儿童青少年中,超重、肥胖检出率整体上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的趋势,且男生的超重肥胖率均高于女生;男女生超重及肥胖检出率在10-11岁时最高。(2)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风险则随纬度的增加而增加;高海拔使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风险降低。(3)儿童青少年超重的风险随着家庭SES水平以及GDP的增高而加大;而城镇化程度越高,儿童青少年肥胖的风险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