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虚假陈述是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严重破坏,不仅妨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也侵犯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自2001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中证券侵权类案件频发,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尤为常见,但我国证券立法并不完善,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也困难重重,因此通过分析具体个案进一步厘清相关问题的认定标准意义重大。本文分析施某诉北大医药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以被告的主体资格、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因果关系的判断为立足点,借鉴美国证券法律制度的相关规定,得出如下结论: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中的适格被告应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实施了虚假陈述行为,二是须因虚假陈述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也即侵权法理论中的“行为违法性”要件。我国证券立法中将仅负有不得进行虚假陈述的消极不作为义务的九类特殊群体,如国家工作人员等纳入被告范围,使得主体范围界定过于宽泛,不符合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的性质。虚假陈述行为的认定应确立重大性标准,即虚假陈述涉及的事件具有重大性时行为主体才构成虚假陈述,而判断某事件是否具有重大性应以投资者决策和价格重大影响为标准,且应以投资者决策标准为主,并应逐步将重大性的判断标准统一为投资者决策标准。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区分交易因果关系和损失因果关系,即区分虚假陈述行为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及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因果关系均具备的情况下,被告才可能承担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责任。我国证券立法中仅对诱多型虚假陈述因果关系的认定进行了界定,未规定诱空型虚假陈述因果关系如何判断,理应在立法上增加规定,填补法律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