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1）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经验与实践。宋代社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重要的转折与发展,其社会管理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一面。在历经过唐末与五代时期社会混乱、藩镇割据、道德败坏的社会局面后,宋代统治者以“重文抑武”为基本国策,一方面严格控制军权,试图建立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另一方面将国家治理的重心转入国内,以经济与文化发展为主线,以巩固皇权和维护社会秩序为根本目的,借助文人士大夫与地方乡绅之力,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社会管理,尤其是对于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宋代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化、开放性、重教化等特点,上承隋唐时期的基本举措,下开元明时期的管理新风,以文治的兴盛为基本契机,注重管理的内在价值取向和制衡之道。具体来说,宋代社会管理深受国家文治政策影响,文官成为皇权的代言人和地方社会管理主体。一方面,士大夫努力将自己毕生所学融入社会管理思想之中,其深厚的学识功底使得社会管理思想呈现出丰富多彩和多元的特点,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弹性空间和灵活性;另一方面,重用文臣和对武臣的打压使得宋代最终形成了内强外弱的社会管理格局。同时,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社会需求,推动社会管理理念和实践不断革新,以应对社会变迁的需要。最终,在两者共同作用下,在士大夫的大力倡导下,宋代实现了管理理念的重构和社会改革的实践,为封建社会管理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现代社会治理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在封建商品经济和对外弱势的双重冲击下,宋代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且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貌。宋代社会发展的一大转变是土地制度的变化。“不抑兼并”的土地管理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官僚贵族和富商豪强疯狂兼并土地,由此引发出贫富分化、农村人身管理混乱以及土地纠纷不断等现象,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宋代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双刃剑”效应,在经济充满活力的背景下,人们为了利益的争夺,都慢慢撕去了“温情的面纱”。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在金钱面前,都毫不让步,以至于世风日下,兄弟之间为了家产反目成仇,邻里之间为了利益纷争不休,婚姻也成为交易的筹码,是攀附权贵的手段。享乐之风弥漫在不同社会阶层,士大夫整夜宴饮,丝竹歌舞不断,富商大贾穿戴奢靡,僭越成风,连普通百姓也跟风效仿,相互攀比,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面前,宋代士大夫阶层充分发挥了管理才能,通过宗族建设、家风塑造、宗教教化等主要手段,辅之以朝廷律法诏令,最终形成重德、至孝、诚信、修身的社会管理氛围,最终达到巩固皇权、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目的。宗族组织在宋代以小宗的构建形式得到了新的发展,通过墓地族葬、按字排辈、宗族组织和义庄等手段,将五世以内的宗亲联系在一起,以血缘为纽带提升宗族凝聚力、归拢人心。宗族管理也是基层治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士大夫们凭借在地方的权威和作为官员的权利,在振兴宗族的旗帜下,整肃秩序,收拢人心,传播朝廷理念,维持地方治安。宋代同时也是家训繁荣发展时期,士大夫阶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以个人德行的修炼为起点,对家风进行重塑,重新调整家族管理的标准和秩序。家族管理是传统社会中“家”与“国”沟通的体现,齐家才能治国,而后平天下,这也是形成于南宋的理学思想的精髓之一。士大夫们将治家与治国联系在一起,将治家理念与治国之道相结合,用来处理社会管理中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期实现社会的良性管理。宗教是封建社会教化的主要工具之一。在宋代,宗教信仰作为地方治理教化的一种手段,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信仰向官方信仰转化的过程,实现了神祇的人格化,实质是帝王需求与百姓诉求的表达。同时,儒释道三教在宋代的融合与发展,使得宗教发展更具有平民化的特征,统治阶层也适时地抓住时机,将宗教转化为维护封建统治和实施社会管理的工具。社会救济是稳定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宋代社会救济在前代的基础上也有进一步发展,其范围覆盖老、弱、医、贫、丧葬、教育等各个方面,除了官方的救济政策,民间各方势力也广泛参与其中,成为宋代社会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最后,在封建社会“德主刑辅”的大背景下,宋代诏令条例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补充,它对一些涉及朝廷要害的领域做出了强制性规范,为社会管理设下最后的底线。“古为今用”是文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宋代社会管理,意在对中华传统治理精神和实践进行梳理,去粗取精,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宋代社会管理的现代价值在于以树立文化自信为根本,探寻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功效与作用,在封建社会管理“德主刑辅”的大背景下,挖掘宋代社会管理中伦理道德的治理功能,发掘其在解决基层纠纷、净化社会风气、凝聚人心、完善社会救助等方面的作用,为建设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善治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