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国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转换、劳动力城乡与区域间转移以及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的多重冲击下,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重构与裂变。大量观察和研究表明,社会阶层分化及固化正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因此,促进代际流动,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CHIP数据1995、1999、2002、2008和2013年的城镇部分样本,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程度、趋势,并进一步剖析了其内部结构,此外,还探讨了家庭资产、教育水平、社会资本和代际收入传递机制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估计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并考察其时间趋势;(2)为进一步探究代际收入弹性变迁的内部结构,首先依据父代收入的不同分成高、低收入阶层两个子样本,分别考察了各自的代际收入弹性。其次,本文还考察了代际收入弹性的性别差异。最后,基于分位数回归考察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子代受父代收入的影响;(3)利用“条件代际收入弹性”和Bladen分解,以教育水平、社会资本以及家庭资产为中间变量,对代际收入的传递机制进行了分解。实证结果表明,从1995年到2013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在0.30～0.48之间波动,平均值为0.39,考虑到可能的向下偏误,代际收入弹性真实的平均值应该在0.4以上,这意味着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有着较大的影响。从变迁趋势来看,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基本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1995年的代际收入弹性最高,达0.48,随后一路下降至0.30,2008年以后开始反弹,2013年回升至0.36。其次,有关代际收入弹性内部结构的结论包括:(1)将父代收入分成高、低收入阶层两个子样本,并考察各自代际收入弹性的结果显示,1995～2002年代际收入弹性的大幅改善主要得益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减小,2002～2013年代际收入弹性的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相关性提高;(2)将子代按照性别分离后的结果显示,相比1995年,不同子代性别之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差异在2013年有所减小,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3)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中等收入子代的代际收入弹性变化不大,高收入子代的这一数值逐年降低,但低收入子代的代际收入弹性在2013年高达0.47,为历年最高,说明代际收入弹性在2008年之后大幅反弹的主要原因是贫困的代际传递不断强化。最后,对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代际收入传递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力近年来有所下滑;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在逐渐提高,且已经超过教育水平;房产价值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力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金融资产的解释力则一直保持在30%左右,二者的解释力要远大于教育水平以及社会资本的解释力,并且这种巨大的解释力并非来自投资率,而是直接来自高居不下的回报率。对于家庭来说,父代可以选择通过提升子代的教育水平(即“授之以渔”),从而间接帮助子代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也可以选择通过积累资产和权利寻租(即“授之以鱼”),从而直接帮助子代获得更高水平的收入。“鱼”与“渔”的选择其实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选择“渔”,国民整体素质将得以提高,经济能够保持持久动力;选择“鱼”,权利腐败和政治寻租将进一步加重,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石不复存在。因此,本文认为:首先,政府要完善教育体制,促进教育资源合理配置;其次,通过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提升资源配置的能力;最后,政府应该落实“房住不炒”的调控思想,遏制资金脱实向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