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产稀少，秦汉以金为上币，铜为下币，至东汉巨量黄金突然“消失”，宋元两代有所发展的纸币至明代因持续贬值而失败。但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便于大额交易及远程携带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受国外影响，中国开始了以银为货币的历程。中国近代白银货币有其显著的外部供给性，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白银的生产主要在美洲，并受美英资本控制；二是世界白银定价权掌握在伦敦、纽约经纪商手中，并受美英印等国政府影响；三是中国的白银输出入由外商或外国银行控制。由此造成中国银本位制度建立进程缓慢，并且非常脆弱，废两改元后确立的银本位制度仅仅存在了2年半的时间。由于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性，近代中国白银购买力与世界白银购买力密切相关，其相关系数（1800-1935年）达0.92。世界银贵（白银购买力上升或银价上涨）时，中国白银外流，中国近代的几次白银外流均发生在银价上涨（或白银购买力上升）超过10%的时期。近代中国总体及大多数年份的白银、贸易双入超的奇特现象即源于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性。数据分析显示，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银钱比价上涨与白银购买力上升密切相关，1801-1845年间两序列相关系数达0.95，属于高度正相关，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884529，说明两个序列在短期内偏离长期稳定趋势后有很强的回调力量。这一时期中国钱计物价在较小的范围内变动，中国白银购买力的上升是世界白银购买力上升的区域表现，因此19世纪上半叶中国银钱比价上涨的长期变动原因是银贵，而非钱贱。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经历了从人丁向田亩、资产过渡；由劳役、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变过程。农业社会的实物税是以农民所得为基础计算征收的，并且通过荒政等制度安排调节征收数量。清代以货币税赋为主，但未认识到白银购买力变动对农民所得及税负的影响，也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嘉道年间两次白银购买力的大幅上升，田赋定额不变，加重了农民负担，引发了两次农民起义。清末白银购买力下降，田赋总额增加低于银价变动幅度，农民田赋负担并未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