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1978-2013年的36年间,GDP年均增速达到9.8%,堪称“增长奇迹”,城镇化率也由17.92%提高到53.70%,年均增长1.02%,在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这给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特别是近两年来,环境污染已经从经济发达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向中西部和北部地区迅速蔓延,全国性雾霾天气的出现揭露了当前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生态的脆弱性。而大量的流行病学和毒理学相关研究显示,环境污染排放物可能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也可能会导致慢性危害、公害病等,甚至还有致突变、致畸、致癌等远期效应,这对后代的生存和健康有很大的危害。可见,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已经迫在眉睫。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环保法修订案》的颁布与实施也充分表明了我国改善和治理环境的决心。本文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理论分析了城镇化、制度安排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在测度区域环境污染的基础上,研究了环境污染的时空演变规律、空间溢出效应和收敛性;而后依据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近年来最新发展的空间计量模型和新型库兹涅茨模型,实证分析了城镇化和制度安排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而后通过引入两者的交叉项和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不同制度安排对城镇化进程中环境污染的影响,在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制度改革,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优化的政策建议。首先,运用熵值法详细评估了中国30个省市的区域环境污染水平,探讨了区域环境污染的时空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收敛性。研究发现,1998-2013年,中国环境污染在16年间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东部、中部和西部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地区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且16年来,省际环境污染空间分布变化较小,区域分布规律较为明显,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集聚区域;省际环境污染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其中西部地区空间滞后系数最大,东部最小,且环境污染的溢出效应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呈现先上升而后缓慢下降的趋势,其波峰主要出现在600公里附近;区域环境污染存在β绝对收敛,东部和中部地区不存在β收敛,而西部地区则表现出典型的“俱乐部收敛”。其次,分析了城镇化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对于全国而言,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N型曲线的特征,对三大区域而言,东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中部则呈现U型曲线关系,但是三大区域均处于环境污染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断增加的阶段。再次,分析了制度安排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产权制度、分配格局和经济开放与环境污染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环境制度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显著为正,市场制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于环境EKC曲线,全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呈现倒U型,中部呈现U型,且各区域EKC曲线的转折点不同,我国大部分省市依旧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全国产权制度、分配格局以及环境制度会促使倒U型EKC曲线左移,转折点提前到来,市场制度会使U型曲线右移,转折点推迟到来,经济开放的引入使得环境EKC曲线呈现何种形状尚不明确;东、中、西部不同制度安排下环境EKC曲线的形状和转折点变化差异明显。最后,分析了制度安排对城镇化进程中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和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经济开放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均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环境制度与城镇化交叉项的加入,使得城镇化水平的系数变得不再显著,两者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说明环境制度对城镇化的环境效应影响较大,而分配格局对城镇化环境效应的影响尚不明确;同时,通过双门槛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不同制度安排下,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当制度安排综合水平较低时,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正效应,随着制度安排的逐步完善,城镇化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正向作用开始减弱,当制度安排达到某一极值后,城镇化发展对环境污染影响开始由正向转为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