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讽刺艺术的形成得益于先秦讽刺艺术传统,《诗经》的美刺和《春秋》的微言大义在讽刺主题、技巧、风格上给司马迁提供了借鉴,给《史记》讽刺艺术奠定了基础。另外,司马迁的人格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司马迁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奔放不羁的侠士之气,这些使他能够无所畏惧地秉笔直书；李陵之祸则给司马迁带来了敏锐深邃的眼光和清醒冷静的心态,这些使他能够深入历史真实,发现社会生活中丑恶黑暗的一面。正是先秦讽刺艺术传统与司马迁的人格两者有机结合,才形成了《史记》如此高超的讽刺艺术。《史记》的讽刺对象既有传统史官所关注的帝王将相,也有司马迁由个人拓展的社会风气。司马迁有着理想的政治模型和道德风范,当他发现社会生活与理想相悖时,就加以讽刺。帝王方面,主要讽刺了残暴不仁、不辨贤愚、刚愎自用、荒淫无度；将相方面,主要讽刺了僭恣、谄谀、苛酷；世风方面,主要讽刺了贪利、势利、嫉妒。《史记》的讽刺技巧非常巧妙复杂。为深入分析,本文引用了西方的叙事学理论,将《史记》的叙事模式分为主观说明叙事模式和客观呈现叙事模式,在主观说明叙事模式中,主要的讽刺技巧有：直接评议说明、各类人物代言、运用典故评论；在客观呈现叙事模式中,主要的讽刺技巧有：对比、反讽、影射、反复。《史记》的讽刺风格成熟稳健。它建立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将强烈的感情倾向和道德评判隐藏于冷静客观的叙事中,在诙谐的表面下,有着浓厚的悲剧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