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是源自大生命宇宙哲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学史观。大生命宇宙哲学在《老子》、《周易》中都有相当完整的阐释,为“通变”由万事万物一般的演变规律向文学通变的转变奠定了哲学基础。在周易中,有多处对“通”和“变”的详细诠释,这些内容概括出了“穷变通久”的历史演变规律,因而,大生命宇宙哲学成为文学“通变”的哲学基础。从文学史观的角度考察我国古代文论中通变说的流变情况,可以从文学语言之变、时代风格之变以及文学形式之变三个角度进行分别解析。在文学语言方面,我国古代的文学语言可分为口语型文学语言和文字型文学语言,此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文学语言之变对文学通变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口语型文学语言之变中的字词之变,以及文字型文学语言之变中的声韵节奏之变。其中,字词之变主要以词汇量的扩充为显著特点,双音词大量增加对由四言诗到五言诗的变迁起到了重要作用；声韵节奏之变是在词汇量扩充的基础上形成的对音韵化、格律化、节奏化的自觉追求,促进了文学创作者在音韵美、节奏美方面的主动自觉地追求。时代风格的角度可以细分为时代政治因素以及审美趋向变化两个方面,去考察时代风格对于文学通变说的演变情况的影响,政治因素主要从政治的治乱角度出发研究文学风格的变迁,政治的治乱对风格的影响主要是从正风正雅到变风变雅的发展,这种观点最早由《毛诗序》发端,在刘勰《时序》中得到系统化的论述；审美趋向的变化规律则主要体现在“质文代变”的论述中。文质之说作为首见于儒家文论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了后世创作的审美趋向,儒家文论“文质彬彬”的创作要求在后代以“代变”的形式不断嬗变。文学形式的变化对通变说的影响可以从文体的流变对通变的影响以及文体分类理论的变迁对文学通变的影响两个方面来看待。文体的流变对通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历代文人的文体通变说方面,此外,文体分类理论自曹丕“四科”发端,几乎历代文人都有论述,其论述主要集中在不同文体应具有不同风格方面,据此而划分出越来越多的文体,这种文体分类理论也被纳入到了历代文人的文体通变说中予以研讨。综合来看,上述各方面的发展都对文学通变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促进文学通变说嬗变的推动动力即可归纳为以上诸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