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活动之间的转换过程，被看成是灵性与悟性的表现，带有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了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科学主义翻译观，尽管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如泰特勒(Tytler)的“三原则”、奈达(Nida)的“功能对等”，但充其量也只是强调其文本对应以及意义的传递。而以芭斯奈特(Bassnett)和勒斐维尔(Lefevere)为首的文化派则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并指出：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之中，而受到权力关系、赞助人因素、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芭斯奈特(Bassnett)把这一重心的转移称之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为了更好地阐述“文化转向”，强调外部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本文将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进行对比研究，即两者在翻译中的“对话”，理由是这两大后现代“思潮"是“文化研究转向”中的代表性倾向，两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①都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理论的一部分；②都是一场解构一切中心、为边缘者争取权力的思想运动；③两者都对翻译研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由于篇幅及能力有限，本论文将其对比研究范围定在主体性、权力关系以及文化身份等三大领域之内进行“对话”。 首先，本文将回顾“文化转向”的理论背景，然后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进行扼要阐述，并提出两大理论进行“对话”的平台基石。其次，作者将对传统的翻译研究进行简单梳理，并指出其内在的不足及缺陷以及为什么会转向“权利话语”层面，鉴于此，就有必要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利话语进行简要介绍。接下来，本论文将从主体性、权力话语以及文化身份三大视角对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进行对比研究，或曰“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