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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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案件呈常见多发之势。为了合法公正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专门联合出台了司法解释,为该罪的司法适用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处理意见,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民法典》为强化个人信息的保护,明文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定义,但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理解尚需深入探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权,即个人信息主体依法对其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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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案件呈常见多发之势。为了合法公正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此专门联合出台了司法解释,为该罪的司法适用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处理意见,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民法典》为强化个人信息的保护,明文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定义,但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与外延理解尚需深入探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界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权,即个人信息主体依法对其个人信息享有的支配、控制并排除侵害的权利。该罪成立条件中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仅包含法律、行政法规,还应包括部门规章。“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非法”应与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做相同理解。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特定关系不能阻却“非法”的认定。在司法认定时,应注意公开信息除非信息公开者明确拒绝或者给其造成了严重损失,才能追究信息获取者的刑事责任,非公开信息中的行踪轨迹,只有能识别出特定自然人的信息才能成为犯罪对象。通过APP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形,权利人的概括同意条款不能阻却非法获取的认定。在对利用网络爬虫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认定时,需要结合信息性质来判断,对于非法获取能够识别出特定自然人信息的网络爬虫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在判定该罪的“情节严重”时,需注意“行踪轨迹”及“被他人用于犯罪”应当进行限缩解释;认定“违法所得”无需扣除成本,而计算“获利”则需要扣除;在判断信息数量时,只有注意区分比例计算规则、累计计算规则、批量计算规则各自的运用范围与适用条件,才能把握好信息数量的计算规则,从而更好地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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