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家庭这一社会最小单元，完成落户城市，实现农民工家庭城市化，是农民工市民化必经的发展阶段，也是近几年困扰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现实问题。本文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下，综合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模型构建与模型检验、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等多种方法，在市民化背景下对农民工家庭的迁移决策及其引致的迁移行为进行研究。通过模型构建和影响因素假设，从静态和动态两条路径在理论上分析了农民工家庭的迁移决策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通过成本——收入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分析了短期和长期农民工家庭迁移净收益条件。在此基础上，将农民工家庭的迁移过程分解为五种迁移状态和四个迁移阶段，继续利用静态和动态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山东省的实地调查资料和跟踪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探索农民工家庭在各种迁移状态下，实施下一步市民化计划的迁移决策及其行为，以寻求农民工家庭顺利完成向城市住户转化的推动力量和障碍因素，进而提出促进农民工及农民工家庭逐步迁移、定居、融入城市的政策取向。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顺利完成向城市住户的转换已经表现出众多利好的方面，也产生了众多障碍性因素。从静态分析视角研究发现：（1）农民工家庭在定居城市前，家庭规模逐步缩小、负担减轻；家庭收入和迁移净收益均持续增长；农民工城市工作、生活能力逐步提升，表明农民工家庭从派出首个农民工外出，到举家迁移城市的迁移进程动力强劲。（2）定居和融入城市阶段成为农民工家庭顺利完成向城市户转换的困难阶段。农民工家庭因定居城市而使净收益大幅缩减且迁移净收益为负；耕地、宅基地和住房等家庭农村资产既有市场交易运作意愿，又有保留抵御城市务工风险的想法；城市收入分配体系、合同、法律法规等务工权益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住房保障体系以及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农民工家庭的差别待遇等，都对农民工家庭顺利定居、融入城市产生阻碍。从动态分析视角研究发现：（1）农民工家庭最终的归宿是向城乡两端沉淀，农民工家庭恰恰是处于中间的非稳态迁移状态。农民工家庭向城乡两端沉淀的分界线是农民工家庭有2个以上的劳动力迁移。偶尔有成员外出务工或仅有一个农民工迁移的农民工家庭更倾向于最终沉淀在农村，2个以上成员外出务工或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家庭更倾向于最终沉淀在城市。（2）农民工家庭最终沉淀在城市需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同时需要家庭内的农民工获得稳定的城市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需要对城市务工收入增长有良好的预期，需要提升家庭成员整体素质。（3）在此漫长的家庭成员有序迁移过程中首个农民工迁移会受到中国农民工整体迁移趋势、迁移成员代际、农民工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而后续家庭成员迁移则主要受家庭特征的影响；该过程中也反映出了迁移成员的代际转换和第一、二代农民工家庭代际转换的特征。因此，推动农民工家庭成员市民化进程，一方面，就处于不同转化阶段的农民工家庭而言，应该积极适应各阶段的变化，通过增加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资本积累，改善自身的主观条件，优化自己的迁移行为；通过家庭成员有序迁移或者代际迁移，积极促成2个以上的家庭劳动力成员城市务工，有助于农民工家庭最终沉淀在城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政府而言，一是要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市场和服务体系，改善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环境，明晰农村资产产权，培育城乡一体化的资产交易市场，以帮助农民工家庭增加在城市就业，提高家庭收入和积累；二是要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和义务教育体系，解决农民工家庭迁移负担；三是要加强城市保障房建设和廉租房建设，降低农民工家庭定居城市的居住成本；四是要支持务工人员提升素质和能力，并通过相应的制度跟进促使农民工家庭最终实现融入城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