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一直是后殖民文学、移民文学、英国文学等领域的热门研究对象,其研究角度多从后殖民主义、宗教研究、女性主义、流散身份认同、种族主义等视角出发。但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深化,与全球化现象契合的世界主义观念在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各国的理论家们对“世界主义”进行了不同学科视角的定义,而文学批评家们逐渐将“世界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文学批评话语。奈保尔作品中展现出的世界主义思想使他亦可被归于世界主义作家的范畴。由于奈保尔本人对世界主义的认知也处于不断变化当中,本文旨在通过细读文本,从基本要素出发,将小说中的叙事、情结等兼顾内容批评与形式批评的结合,讨论作品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思考,探究其最后两部连续小说《半生》和《魔种》中的世界主义思想。本文的导论部分对奈保尔及《半生》和《魔种》两部小说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同时从三方面对两部小说的研究进行简要介绍:一是对小说中的流放、身份等主题进行探讨;二是从空间叙事的角度对《半生》和《魔种》进行研究;三是从叙事技巧解读《半生》和《魔种》,从叙事视角、象征和隐喻等手段使用揭示边缘人等主题。第一章主要从分析世界主义在印度萌发的社会环境出发,探索奈保尔所描绘的世界主义产生的外部因素。十九世纪的印度出现各种政治组织和起义活动。最初的1857年印度起义由服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军队和印度王国反抗英国而引起,在英国平定叛乱后印度被划分成英属印度及土邦两地。土邦是土著王公统治的附庸国,多承袭占领以前的封建体制,继续由原王公、君主或其家族沿袭继承但受控于英国殖民政府,效忠英王。英属印度时期在印度次大陆土邦最多时达到数百个。在印度的独立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主人公生活的土邦却十分平静。作为印度的高级种姓,身为婆罗门的曾祖父因为饥荒逃到寺庙靠帮人代写书信为生,到了祖父一辈开始在土邦王宫里任职,而到了父亲一辈,为了响应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迫于形势娶了一个低种姓女人为妻生下了威利和萨鲁吉尼。在种姓制度仍十分严苛的土邦内部,威利和萨鲁吉尼因为自身的身份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对待,不得不去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自此在殖民教育的影响下,主人公发展出多重视角来看待由印度的种姓制度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主人公逐渐形成一种模糊的世界主义。第二章描述了主人公在形成世界主义观念时遭遇的两种极端思想倾向。第一种是摈弃一切旧的观念、习俗,做一个彻底“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具体表现在其以一个全新身份进入非洲这片土地时,对婚姻观念的改变、对性近乎疯狂的迷恋,几乎完全迷失在这片新大陆之中。第二种是极端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强势压迫。在主人公重回印度参加民族运动之时,极端的民族主义盛行,个人的价值、选择权利被剥夺,被迫服从于极端民族活动。第三章简要分析了奈保尔如何运用叙事视角转换、世界主义反讽、沉默等手段表现和发展人物的世界主义,并以主要人物威利和萨鲁吉尼为例分析他们的世界主义以及存在的局限之处。威利作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次穿梭于不同的文化之间,逐渐形成了拥抱差异并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能力。作为印度底层女性的代表,萨鲁吉尼因为一场跨国婚姻逐渐萌发出世界主义意识。结论部分指出,在《半生》和《魔种》两部小说中,奈保尔通过对印度殖民体系奔溃前后,一个印度家族的兴衰、沉浮的描写,在历史与虚拟之间表达出小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命运的博弈。作品中有大量人与人、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思考,借助故事中的人物,奈保尔透露出他对于世界主义的思考。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不同的世界主义,在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存在各自的局限。奈保尔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世界主义反讽、沉默等手段引领读者感受主要角色形成世界主义的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冲突,表现出作者对多种世界主义的包容态度的同时还展示他对世界主义冷静、克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