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社会交往的研究,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和杜赞奇的“文化网络”理论分别肯定了“市场”和“文化网络”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由此也深刻影响着我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社会交往的认识。而对于贵州黔东南反排村这样一个有别于“大传统”的苗族村寨而言,“市场”和“文化网络”在其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作用如何?是什么力量在构建和维系着黔东南苗族社区的社会交往呢?展开对黔东南苗族社会交往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探寻“大传统”与“小传统”社会之间的社会交往的差异性,也能洞察苗族社会的社会关系。为此,文章拟将苗族的节日之一——苗年作为切入点,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并结合相关的文献研究,选取贵州反排村苗年期间的“牛打架”和跳芦笙两个节日集会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透析其中所体现的黔东南苗族社会交往的情况,最后得出如下初步结论:(一)苗族的社会交往是以血缘和姻亲关系为基础的,在相同半径的地域范围内,文化认同一致的血缘关系在其社会交往中处于优先地位。“方”是黔东南苗族社会在界定自身与其他人群时常用到的一个概念,通常有“自然地方”和“支系”两层意思。从反排苗年期间“牛打架”受邀请的村寨的分布情况来看,一部分村寨与反排同属一个“自然地方”,另一部分则与反排同属一个“支系”。反排与“自然地方”内村寨的社会交往,由于血缘关系的缺失,更多的是基于构建和维系姻亲关系;而对于“支系”内部村寨的交往,则是反排苗族社会交往的主心骨,这不仅是因为“支系”内部血缘关系的存在,更是因为“支系”内的服饰、语言甚至是情歌的调子相同所带来的文化上的认同。如果将反排作为我们分析的中心,那么反排与附近村寨的社会交往的密切程度并不是完全相同,而是呈现出一定的远近亲疏的情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黔东南苗族的社会交往的范围大致为其“自然地方”内,但是同一个“自然地方”内,又以相同的“支系”内的交往为优先,也即是说文化认同成为了黔东南苗族社会交往的优先条件。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杜赞奇的“文化网络”理论与之有着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处,即进行社会交往的前提是文化认同。(二)年节,特别是苗年,是构建和维系黔东南苗族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经由反排苗年期间举行的“牛打架”和跳芦笙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年节是构建和维系黔东南苗族社会交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苗年期间举办的“牛打架”,其采取的友谊赛的赛制,是为了更好的梳理与其所在的“方”的村寨之间的社会交往;因“牛打架”比赛的举办,而分野出的“主与客”,也分别对应着接待与被接待的关系,这其中酒、肉、糍粑等物品在“主人”之间的“汇集”以及在“主与客”之间“互惠”的流动过程,让我们明晰了黔东南苗族社会交往的边界,同时这些物品也成为了黔东南苗族社会交往的纽带。在跳芦笙活动中,芦笙场上的舞者的舞步及服饰,是作为社会交往缔结前展示自我的“符号”的力量,为姻亲关系的缔结提供了条件;从芦笙场上观众的年龄和举动,我们看到了跳芦笙活动在重新梳理社会交往方面的意义。因此,黔东南苗族的社会交往是以年节作为社会交往的节点,而这样的结论,是与施坚雅的将“市场”置于社会交往关键地位的“市场体系”理论是大相径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