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流行特征,分析童年期虐待对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影响,探讨不安全依恋在童年期虐待与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中的中介作用。方法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合肥市4所学校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共邀请4,287名学生参与本研究,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为4,034份,应答率为94.1%。采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状态性成人依恋量表和米氏边缘性人格障碍检测表分别评估童年期虐待经历、不安全依恋和边缘性人格障碍情况,并且利用SPSS 23.0和AMOS24.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人口学指标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是否存在差异;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探讨童年期虐待与不安全依恋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研究童年期虐待、不安全依恋和边缘性人格障碍间的相关性。最后,应用AMOS 24.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安全依恋在童年期虐待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为4.2%。不同性别、户籍地和家庭类型的大学生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而不同性格类型、不同年级、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学习成绩、不同朋友数量和不同父母关系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其中自评性格内向、低年级、家庭经济情况差、学习成绩差、朋友数量<3个和与父母关系差的大学生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筛查阳性率均相对较高。本次研究结果表明,3种童年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和不安全依恋均是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危险因素,OR值分别为1.242（95%CI:1.190-1.298）、1.174（95%CI:1.122-1.229）、1.162（95%CI:1.107-1.219）、1.795（95%CI:1.510-2.135）。当把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和不安全依恋同时纳入回归模型时,只有情感虐待和不安全依恋有显著性意义（P<0.001）,而躯体虐待和性虐待均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3种童年期虐待、不安全依恋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两两之间正相性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安全依恋在童年期虐待和边缘性人格障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当把3种童年期虐待分别单独纳入中介模型时,3种童年期虐待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不安全依恋在3种童年期虐待对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影响中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当3种童年期虐待同时纳入中介模型时,躯体虐待和性虐待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间接和直接效应均不显著,情感虐待对边缘性人格障碍的间接和直接效应均显著,表明当其他类型的童年期虐待被控制时,只有情感虐待（而不是性虐待或躯体虐待）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既有直接作用又有间接作用。结论不安全依恋在童年期虐待对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本研究还表明,当其他类型的虐待被控制时,只有情感虐待（而不是躯体虐待或性虐待）与大学生边缘性人格障碍间存在独立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