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在全国人民在抗击疫情的艰难时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信息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抗击疫情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一些犯罪行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扰乱我国抗击疫情的正常工作秩序,此时需要动用刑法手段加以处罚。对于此类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有积极的打击作用,具有现实的意义。由于本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还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出台,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关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疑难问题有待解决,本文将针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存在的疑难问题,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分析本罪实践中的问题所在,对本罪的适用和认定中存在的分歧进行理论分析,从而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主要探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司法领域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本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首先,通过引用王某编造虚假警情案,引出实践中本罪行为模式存在的争议,“编造”与“传播”行为的司法界定不明确的问题。其次,分析本罪行为在理论上的界定,在刑法学概念上,“编造”的内涵不仅包括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的行为,还包括对真实信息的篡改。“传播”的受众对象须为不特定或者多数人。最后,提出完善本罪行为模式的建议,限缩“编造且传播”行为模式,对于“编造”行为的可罚性,可以“传播”为目的进行限制,不以传播为目的的编造行为将不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从而更好地明确本罪的适用路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本罪的损害结果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引用邓喜良编造虚假疫情信息一案,引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断标准这一争议的问题。其次,围绕“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三种判断标准展开详尽的论述,由于社会秩序这一概念具有抽象性,学界认定标准不一,会导致判定其被侵害的标准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实践中就存在着以公众安全感的缺失、网络秩序的混乱、亦或是现实秩序的混乱作为判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标准。最后,将该标准进行认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判定不应以公众安全感的缺失作为评判标准,提出双层次标准的构建,体现网络秩序与现实秩序的交互性。最后一个问题关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中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首先,通过刘星星传播虚假疫情信息一案,引出本罪因果关系认定困难的问题。其次,从因果关系角度分析虚假信息与损害结果之间关系。最后,明确本罪因果关系认定的基础,适用本罪时应遵守的界限。本文通过对三个疑难问题的思考与论述,以更加全面地认识本罪的适用方式与路径,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希望对虚假信息犯罪体系的构建、司法工作中对类似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定罪量刑标准的掌握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