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形态日趋复杂, 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性问题,精神障碍人的刑事强制医疗问题更是值得关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研究国内外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不完善之处,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和规定为构建我国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之前,刑事强制医疗完全游离在刑事法律体系之外,没有具体的审查、起诉、审判及监督制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五篇第四章规定的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危及公共安全及公民人身安全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弥补了刑法第18条强制医疗政府主管部门不明确和程序缺失问题。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包括程序的适用、启动、审理、救济方面,这些配套程序的设置意味着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化改造有了很大进步,是保障人权、程序正当、社会防卫的需要。鉴于配套程序依然存在着适用上的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刑诉规则》),对《刑事诉讼法》中的程序作了细化,但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刑事强制医疗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刑事强制程序的适用,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在适用上存在缺陷并需完善,一方面“精神病人”的称谓不规范,“精神病”是现实生活中比较口语化、大众化的称谓,在我国法律中规定“精神病人”显得非专业化、非正式化、非规范化,用“精神病人”用“精神障碍人”替代比较恰当；另一方面适用条件不具体,明确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即实施暴力行为,行为人是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障碍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刑事强制医疗条件需要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现行的强制医疗程序在启动上存在着缺陷并需完善：首先,法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违反司法被动性原则,因此为保证法院的中立性,取消法院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权利；其次,精神障碍鉴定的提起是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启动的关键,但启动精神障碍鉴定困难,通过引进专家证人参与庭审或者改善鉴定体系或者明确精神障碍鉴定启动责任来改善这一问题；最后,在控辩平等的大背景下,不少学者呼吁应当赋予当事人启动精神障碍鉴定的权利,在当前我国的国情下,基于我国诉讼构造的现状也很难向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转变,赋予当事人精神障碍鉴定启动的权利不适合。启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后,面临的是法庭的审理。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审理上存在着缺陷并需完善：首先,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三个阶段,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与普通程序的互相转换会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要在两个程序转换过程中解决好衔接问题；其次,刑事强制医疗在审级上存在着矛盾。从法律的内在逻辑性出发笔者建议不再规定刑事强制医疗的审级,按照普通刑事案件的审级处理；再次,针对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篇第四章在证据法上存在的问题,分为“行为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行为人是否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行为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三个部分分别在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方式上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还不成熟,对于精神障碍人的危险性的个体评估存在着差异和问题,刑事强制的决定一旦错误会对当事人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因此在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救济上存在着缺陷并需完善：首先,精神障碍人的权利救助不足,需保障被申请人的最后陈述意见的权利和精神障碍人的法律援助权：其次,为防止精神障碍人长时间的关押,需明确刑事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并需在强制医疗的期限上作出规定；再次,刑事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存在着监督效力不足问题,提高监督效力一方面要求增强纠正意见或建议的规范性和说理性,另一方面要求上诉审和抗诉审的设置,检察人员应当出庭参加上诉审和抗诉审。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当今社会的一大亮点,为更好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积极发挥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优点,需要找准并解决程序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良好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