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史某某与樊某某的不当得利纠纷案为例,通过梳理基本案情结合相关证据得出了两个争议焦点,即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以及史某某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由于二审法院与再审法院认定的应承担“没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当事人不同,导致判决结果恰恰相反;由此引发出对于不当得利纠纷中,获利“没有法律依据”要件的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的思考。本文除了使用案例分析法外,还使用了文献研究法及对比分析法,通过整合、提炼各个学说的主张,对比不同学说之间的利与弊,得出自己的观点。由于每种学说主张应担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同,往往对案件的审判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在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各个学说对于“没有法律根据”之举证责任分配的方法之后,认为虽然每种学说都具有对该问题独特的解决方法以及理论依据,但笔者认为,无论是何种学说、基于何种理论解决此问题时,都可能存在着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强调不能单独以一种学说作为“没有法律根据”之举证责任分配的基础,而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产生的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不同学说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并且法官应严格遵循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对个案进行合理地判定。构成不当得利四要件中的“获利没有法律根据”作为一种消极事实,对于请求返还利益人来说,证明尤为困难,其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也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本文尝试以一种新的角度理解“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期望得出的结论能够对我国的司法实践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