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游憩空间是和谐城市规划建设的核心对象，也是一种结构复杂的自然—人文复合系统。本文以苏州为案例，综合运用分形理论、城市映象理论及行为心理理论，研究了中国城市游憩空间的分形复杂性、映象空间形态及其行为心理机制特征，探讨了基于“映象—行为”链的游憩空间组织优化模式。　　 首先，将城市游憩空间细分出物质实体空间、映象空间、行为空间三个维度，强调将物质实体空间和虚体映象空间相结合，将客观的物质世界与主观的行为心理相结合，突显游憩空间发展的人本主义导向，构架了新时期中国城市游憩空间和谐发展研究的逻辑框架模式。　　 其次，运用分形维数系统刻画了城市游憩空间系统复杂性。研究发现：①具有城乡二元复杂结构、融自然与人文于一体、较旅游资源系统范畴更宽泛的城市游憩空间系统，其等级结构和空间结构都是具有分形特性的。②各分维数均具有较强的结构解析能力，为游憩场点系统结构的组织优化提供了优化标准并指明了优化方向：古城区子系统是一种以优化整合、提升精品为重点的优化模式；新城区子系统是一种普通开发与品牌营造并举的优化模式；环城游憩带则是一种以品牌开发和客流调控为侧重点的优化模式。③苏州游憩空间系统的等级结构和空间结构均呈现出一种核心松散—外围紧致的分形递变趋势，自组织能力的离心化现象比较突出。这种结构模式与游憩者的需求结构特征相吻合，准确反映了成熟型城市游憩系统的空间发展态势，也说明跟踪分析游憩系统结构演化，加强对游憩系统自组织能力的引导和提升，是和谐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一项长效工作。④苏州城市游憩场点中自然观光子系统游憩流分维值最高，人造娱乐休闲子系统分维值最低，人文观光子系统的客流等级分布模式及其等级结构效应处于则处于二者之间，但整体而言属性系统分维发育的特征不显著。⑤基于偏好评价和基于游憩流量的游憩场点等级结构分形特性差异较大。基于游憩流量的等级结构的紧致性很高，游憩流在少数高级别游憩场点集聚的现象突出，而民众对游憩场点的偏好评价却呈现出比较均衡的等级结构，游憩偏好的分散性和现实游憩流量的突出集聚特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性应该和门票、拥挤程度等有关，也告诫我们在城市游憩空间开发与研究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游憩者行为心理的分析。⑥苏州水陆游憩交通网络的分形发育良好，对游憩场点的支撑效率好。　　 第三，综合运用图片识别、认知地图及SPSS统计手段分析了城市游憩映象空间形态模式，发现了单体型和散点-路径复合型两个特殊的映象结构模式，同时非连续性网状城市游憩空间系统和连续性城市空间系统的映象形态类别存在较大差异，即网状游憩空间系统映象形态中以散点型为主的空间型数量大幅提升，顺序型和空间型数量相当，接近1∶1，远低于以往城市映象研究发现顺序型和空间型之间的7∶3数量关系。进一步通过函数拟合发现距离的感知偏差以对数函数拟合的效果最佳，苏州市民对距离感知的效果较好，偏差不大。自驾游憩者的感知距离小于非自驾游者，也小于全市的感知距离平均水平，其感知偏差最小，此发现填补了我国自驾游群体感应心理研究的空白。熟悉度和游览次数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和感知距离偏差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但“游览次数→熟悉度→感知距离”因果关联一致性并不很高，进而推知，在较小的地域范围内，城市游憩距离的感知偏差除了受熟悉度、游览次数等影响外，还受到诸如地方情结等多种复杂心理情感因素或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第四，对城市游憩空间分形复杂性及其映象形态的行为学表征及内在心理机制进行探析，以寻求科学实用的城市游憩空间优化策略与途径。一方面，统计游憩流空间行为规律发现，苏州市区范围内的游憩流分布以Pareto函数拟合效果最佳，与以往的长距离游憩流分布特征相一致。市民出游的交通方式以公交车和私家车为主，且私家车的增长态势迅猛，鉴于此有必要加快对苏州游憩交通网络进行调整和完善。门票对景区游憩流的日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已成为制约国民休闲出游的重要因素，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公益性福利游憩空间的发展步伐。另一方面，从行为动机、整体印象、满意度、情绪体验等心理因素来看，游憩已成为市民缓解精神压力、丰富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径，市民对苏州游憩的认可度较高，倾向于对苏州游憩做正面宣传，但交通便捷性、拥挤程度、花费水平对苏州市民日常游憩行为的影响显著。这也要求苏州应加快以私家车、地铁、公交车为主导的游憩交通网络建设，加强游憩流的引导和调控，加大门票价格减免力度。　　 最后，在前文对城市游憩的映象空间、行为空间、实体空间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三者是具有差异性的有机统一体，这种差异性分析正是揭示城市游憩空间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引导城市游憩空间和谐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进而提出了基于“映象—行为”链的城市游憩空间组织优化模式，并探索了新时期中国城市游憩空间组织优化的发展方向和具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