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可谓是其作品的一大特色,历来研究者也都对这一形象颇有兴趣。而这一形象的诞生也与郁达夫自身的零余感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并且零余者身上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零余感的处处显现。但是,对郁达夫零余感影响很大并且在其作品中高频出现的“家”因素却较少被人提及。本文由“家”的视角切入,重新审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发现“家”是郁达夫生发零余感的根源地,他将这种无法排解的零余感投射到作品中,便诞生了一个个经典的零余者形象。另外,与“家”相关的各种因素促使他的零余感不断发展和变形,并使他不断尝试寻找各种能摆脱零余感的办法,正是这些尝试使他笔下的零余者形象逐渐丰满起来。故郁达夫由自身生发零余感到其笔下零余者形象的诞生和发展,再到零余者形象在郁达夫笔下经典化,这一脉络始终是围绕着“家”因素发展的,基于这一思路,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研究郁达夫在“家”这个生存场域中的生存实感是如何促使其自身生发零余感的。本章第一节主要论述原生家庭的生存体验促使郁达夫开始生发零余感,并且原生家庭孤独的氛围使郁达夫始终怀有浓厚的孤独感。这种内心深处的孤独感总是使他主动远离人群独处,但内心深处又渴望能找到归属感,摆脱这种零余感。第二节主要论述郁达夫自身带有“该隐的记号”,因为无法在原生家庭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同时为了躲避原生家庭包办的无爱婚姻,郁达夫被迫流浪,也正是这被迫流浪的处境导致郁达夫精神无处可寄托,内心深处生发了浓厚的零余感。第三节以“兄弟失和”事件为切入点重新解读《沉沦》,发掘郁达夫对传统家庭伦理观的解构,并且在这个解构过程中,发现郁达夫在“兄弟失和”事件中开始关注民族国家这种大共同体的情感包容性。第二章主要围绕零余者形象分析展开。这一经典形象是郁达夫零余感的文学表达方式,处处显示出“家”因素的影响。第一节主要分析了郁达夫作品中零余者形象的总体特点,他们大都在“家”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始终怀有浓浓的孤独感,同时与“家”的关系较为复杂,并且在“家”的影响下暴露其“施虐——受虐倾向”。第二节分析“离家——返家——再离家”模式下的还乡过程,揭示了零余者面对“家”时,既渴望在“家”中寻找到归属感和精神寄托,又对“家”怀有恐惧感和排斥感。这种面对“家”时的矛盾复杂心理,表明其始终处于一种零余的状态。第三节主要从酒神狄奥尼索斯所代表的性放纵精神与“家”的象征意象所代表的日神精神间的二元艺术冲突的角度分析零余者形象,郁达夫将这种冲突以“游荡文学”的形式呈现,但是研究者们在以往的研究评论中往往倾向于将游荡文学进行世俗化解读,忽视其中隐含着的二元艺术冲突以及零余者内心矛盾挣扎的心理态势。第三章主要阐释家庭在抗日战争中的毁灭与郁达夫零余感的新变。在作品中,郁达夫的零余感书写与“国”这个大共同体连接了起来,开始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中寻求归属感,但是由于对自身独特性和个性的坚持,他最终难以真正在这个大共同体中找到精神归属感,仍旧归于零余的状态。第一节主要论述了郁达夫在婚姻家庭中的身份认知错位,他对自己的家庭身份具有或隐或显的逃避心理。他的家庭在战争中的毁灭,使他产生了由家到国的情感转向,他试图融入民族国家大共同体以寻求归属感,在这种情感转向的过程中来掩盖个体精神的创伤。第二节主要分析郁达夫在长兄殉国、母亲死于抗日战争后,完全从家庭这个小共同体中脱离出来,在情感上与“国”建立了联系,在抗战活动中找到了自身的归属感,暂时摆脱了零余感。在第三节,进而论述郁达夫最终因其始终对类别化持有警惕性,导致他为坚持自身的个性和独特性,始终无法真正的融入到大共同体之中,最终徘徊于“家”与“国”之间,无法摆脱零余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