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逐渐步入了高速增长期,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达到了1369.1亿美元,蝉联世界第二。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能够一直保持高速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目前,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对外投资总体呈现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轮驱动的新型格局。同时,在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领域中,母国制度环境作为不可忽视的部分也是必须要深入研究的。然而,关于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界还没有达成相同意见。制度逃离派认为,企业走出去是对母国制度约束的一种规避,当市场制度发展的不完善与企业成长出现了失调,进而对企业成长造成了阻力时,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活动是为了“逃离”本国市场。而制度激励派认为,中国积极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而有能力的民营企业是在母国先进制度的鼓励推动下,走出去来探寻更多的发展机遇,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本文基于当前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从微观企业的层面来探究我国地区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这不仅为母国制度环境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产生的争议提供了经验与证据,还为探索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做出了贡献。在理论方面,本文首先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其次,本文归纳整理了制度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再者,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情境,将地区制度环境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分别分析其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实证方面,本文选取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同时利用Probit模型与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环境都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联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质量的提高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此外,本文在样本期内划分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结果发现,正式制度质量越高,规模大的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非正式制度质量越高,规模大的民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文章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微观视角考察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因素。目前,有关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实证研究相对比较缺乏且主要聚焦于母国制度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对微观企业的关注相对不足。本文从企业微观的视角出发,利用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地区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这不仅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还为以后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参考与思路。第二,拓宽了中国情境下制度环境的维度。虽然在过去比较传统的制度分析中,主要强调的是正式制度,如法律、政策以及规范等,但在研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制度环境时,则必须同时考虑非正式制度,如人际关系、传统习俗等。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将我国地区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扩展为同时包含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实现了制度环境视角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