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学科学化的背景下,传统的司法推理活动坚持“情感无涉”的逻辑理性立场,避免情感破坏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和判决结果的可预期性。但在司法实践中,“情感无涉”的司法推理观在确保司法活动客观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判决结果偏离普通人的经验常识、违背司法实质正义的后果。玛莎·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中提出,复杂的、完整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解释的过程都需要情感（经验）和价值判断的参与,情感参与更是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础。司法推理中情感的缺位容易导致司法判决的简单化与机械化。更重要的是,法律的终极价值是正义,正义要求司法活动保障和实现人的尊严,阐释人的生命活动的独特性、需求的多样性与生存境遇的特殊性。缺乏以情感为基础的价值判断的参与,法律的终极价值便难以实现。为了唤回司法对人的道德关怀,实现当事人的尊严,应当在司法中引入明智旁观者的文学想象和理性情感。文学想象是理性情感的发生机制,是将司法中的人还原到丰富的、复杂的现实生活中,以历史的、社会的眼光考察具体情境中当事人的行为以及他的实际处境。法律人在理性情感的指引下,运用实践智慧进行实践推理。诗性裁判中的法律人是一位拥有文学想象和理性情感的明智旁观者,只有明智旁观者才能实现诗性裁判。努斯鲍姆借文学读者的立场假设了一个明智旁观者的形象,但并未进行更进一步地阐释。通过梳理明智旁观者的理论渊源,本文认为,明智旁观者是社会共同体中一位具有公正德性的公民。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公正德性又表现为明智旁观者的良心和正义感。接着,本文讨论了作为明智旁观者的法官形象、陪审员形象和辩护人形象并展示了相应的例证。作为明智旁观者的法官是一位能够不偏不倚进行文学想象的、宽容的公正裁判者。作为明智旁观者的陪审员是一位对生命保持敬畏的独立的公正裁决者。作为明智旁观者的辩护人是一位“以委托人权益为中心”的公正律师。法官、陪审员和辩护人都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是司法正义的良心所在。其中,法官如何行为尤其重要,因为法官是最终的裁判者。哈德森诉帕默尔（Hudson v.Palmer）一案不仅展示了明智旁观者型法官的文学想象对司法推理中事实认定和法律解释的影响,也展示了一位“因为中立性而远离特殊者”的法官和对弱势者给予侧重保护的明智旁观者型法官的区别。努斯鲍姆认为,明智旁观者型法官的“偏袒”为诗性裁判带来一种与传统司法中立性不同的“中立性”。诗性裁判的“中立性”是一种和“丰富的历史具体性”以及“人类世界观”相连的阳光般的中立性。诗性裁判的提出本质上是对现代性法律以形式理性为主导的现象的反思和批判。理性本是自然科学得以蓬勃发展、人类得以认识世界的有力武器。但当这种理性过度扩张,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时,人的生命力和生活空间都面临被削减的危机。《艰难时世》就通过对一个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以形式理性为准则的世界的描写,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揭示与批判,为现代法律生活提出警示。因为法律不仅是知识和技术的专业学科,也是关于人如何生活的人文学科。现代社会专业领域分化的出现带来了不同领域之间的价值冲突,使得人的生活陷入一个价值多元的状态。当公共生活面临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时,现代性并未提供一个如何选择的标准。对此,诗性正义理论认为应当以具体情形中何种选择更有利于人类的“好生活”为标准,以实现一种人文主义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