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过失是医方承担医疗损害责任的核心要素。实务中过失的判定是诉讼当事人争议的案件焦点,也是审理此类案件的关键环节。《侵权责任法》第七章规定了4种损害责任类型,除医疗产品责任外,其余三种即医疗伦理损害、技术损害和管理损害中过失的判定适用《侵权责任法》第54条之过错原则。研读实务案例发现,对医疗技术损害中的过失,即医疗技术过失大致存在两种判定路径:一是根据过错原则,以《侵权责任法》第57条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作为判定依据;二是采用推定过错,以《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1项之规定推定存在技术过错。然而,“当时的医疗水平”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学理上对此概念的解释多落入“诊疗规范”的窠臼,缺乏对“当时的医疗水平”的法律评价,实务中也鲜有法院在适用该法条时作出说理。另外,由于诊疗活动的复杂性和专业性,上述两种判断路径都对鉴定意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鉴定意见虽具有专业性,从医疗专业层面考察诊疗行为,依据医疗法律、法规及医疗规范中对诊疗行为操作流程的规定判定过失存否。而审判实务是从法律层面对过失作出认定,除考虑诊疗行为本身的合理性外,还要综合考虑案件发生时其他因素对医师诊疗行为的影响。2017年最高院出台《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16条对“当时的医疗水平”作出解释,对医疗技术过失的判断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该条解释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首先,《解释》将《侵权责任法》第57条和第58条第1项统一纳入第16条内容之下,而且从文义上看,将58条第1项的内容作为第16条第1款,似乎将此作为判定过失的标准,从而更改了《侵权责任法》第57条之地位,此举似乎也是迎合审判实务的表现。对其他因素之“可以适当考虑”应理解为“应当考虑”,即综合医疗机构等各外界因素对医疗水平的影响,在当时能够获得的医疗水平条件下圈定医务人员“能为”的诊疗义务,若符合则无过失;反之则存在过失。其次,应当限制诊疗规范在判定过失中的适用,考虑各文件的效力以及诊疗规范、常规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只有关乎诊疗行为本身的官方指导准则可以适用。此外,诊疗规范在医疗技术过失判断中的意义在于设定一般情形下“应为”的诊疗义务。它只是医疗技术过失判断中的基础要素,是否违反诊疗规范之规定与过失存否并无直接关系。法官不能因为诊疗规范没有规定某项诊疗行为应当遵守的诊疗义务就判定医务人员不负有该项义务;同理,也不能因为医务人员的行为符合诊疗规范的要求即径直认定不存在过失。最后,各地鉴定指导意见对鉴定依据的规定不同,且鉴定并非案件的必经程序,鉴定意见的过错比例是从法医学角度分析,民事责任比例不应该片面、简单的以过错参与度来确定赔偿责任。《医疗损害鉴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鉴定管理办法》）的颁布仅服务于《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新处理条例》）中医疗纠纷的范畴,其“医疗损害”的概念与《侵权责任法》第七章之“医疗损害”稍有不同,将前者理解为诉前医疗纠纷中损害的鉴定更为妥当。故此,《鉴定管理办法》对医疗损害责任和医疗事故的鉴定并无明显影响。在《侵权责任法》视野下,医疗技术过失的判定应当以客观判断标准——是否违反注意义务进行判定,同时注意义务并不等同于医疗习惯、原则以及诊疗规范中的诊疗义务,医师应履行的诊疗义务因当时、当地的医疗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处于动态变化中。实务中,应当根据客观判断标准对不同情形下医生应为多诊疗义务作出类型化规定,为此类案件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