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主义分权理论认为，财政分权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众多学者根据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的经验对比发现，财政分权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因此提出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联邦主义”，即认为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结合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中央政府一直以来控制着地方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纵向的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陷入财政紧张的困境，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使地方政府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横向竞争。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基础。在不断探求新的财政来源的过程中，城市土地出让逐渐成为各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土地储备制度也在各地的探索实践中不断走向成熟，成为地方政府获取土地财政收入的重要工具。“晋升锦标赛”的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以GDP绩效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对地方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竞争最终体现在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方面。地方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够有效吸引外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为了获取经济绩效，地方政府将大量财政收入投入到地方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中，而忽略对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　　土地财政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中最为重要的链条，理清两者之间的影响机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故本文的主要内容在于分析土地财政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具体分析过程中，文章将以杭州市的经验作为已有研究的典型案例，分析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形成过程与形成机理，并为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待检验的假说，最后利用2003-2011年全国范围内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对提出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结果表明，杭州市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与招拍挂出让制度的结合使土地价格不断被推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的规模也不断扩大。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成为地方政府调控城市土地市场，获取土地财政收入的有效工具。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随着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杭州市城市道路等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非经济性的公共物品供给也有相应的改善。但是，全国的经验表明土地财政收入的增加对地方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规模的增长率越高，地方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增长率也越高;而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增长率与土地财政规模的增长率不存在显著关系，甚至部分类型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的增长率与土地财政规模的增长率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对比杭州的经验与全国地级城市的实证结果，文章进一步探索性地分析了地方政府间在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上存在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