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玉礼器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在中国玉礼器自东向西的文化传播中,在史前玉礼器向商代玉礼器的发展中,处于关键性的过渡位置。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进一步挖掘二里头文化的丰富内涵。近年来,关于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礼与礼器的关系、器型分类、单个器类、质料等方面,但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地层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结合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通过对二里头文化玉礼器重新划分类别,从不同方面分析器类的特征,总结玉礼器器形特征、所反映的礼制,及其来源与流向。本文根据已发表资料,统计二里头文化玉礼器出土数量,通过对具有明确礼器性质的玉器数量、形制的分析比较,总结出典型器类;从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其他遗址,墓葬和其他遗迹,墓葬级别和随葬品规格等几个方面,分别统计玉礼器的出土数量,发现玉礼器集中分布于二里头遗址,主要出土单位是墓葬,出土数量最多的是兵器类玉礼器。二里头文化玉礼器以象征军权的兵器类玉礼器为主,且外形明显大于工具类和饰品类玉礼器,属于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典型器类。玉礼器是礼制的物质载体,集中反映社会上层的礼制思想,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玉礼器与用战争巩固政权的社会状况密切相关。在分析玉礼器出土数量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成果,选择器形特征、出土环境、文化源流、纹饰、制作工艺和功用等方面中的其中几个,对具体器物进行论述。本文关于兵器类玉礼器的研究包括多孔刀、牙璋、玉戈、玉镞、玉钺、绿松石铜牌饰和绿松石龙形器,工具类玉礼器包括玉柄形器、铃舌和玉铲,饰品类玉礼器以鹰首笄为主。其中,多孔玉刀来源明确,关于其流向的资料较为充足,是兵器类玉礼器重点论述章节。玉柄形器是二里头文化出土数量最多的玉礼器,其相关研究成果和争议很多,是本文工具类玉礼器论述的重点。鹰首笄虽然在二里头文化出土数量不多,但是其分布的时间范围和地理位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探讨二里头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将其作为饰品类玉礼器的重点进行论述。在对二里头文化玉礼器进行系统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将其与存在交流的几个重要考古学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以及二里岗文化等,从形制特征、纹饰、出土环境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追溯二里头文化玉礼器的来源,并探讨其对商代玉礼器的影响。二里头文化时期,王权的强化致使玉兵数量增加,且集中出现在二里头遗址中。“以玉载礼”成为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此时,青铜器铸造技术尚不发达,主要由玉器来承载礼的精神。二里头文化玉礼器兼收龙山时代多元化的用玉制度,开三代玉礼之先声,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