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通过对阿拉善孪井滩C嘎查的实地调研,从资源角度探讨移民社区秩序构建。文章第二章,描述了移民们搬迁前的生活场景。在原本“富强甲西陲”的阿拉善草原上,牧民们逐草而居,过着相对闲适自给的生活。随着牧区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对于资源的需求也大为增加。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逐渐凸显。阿拉善草原牧区有限的资源最终因人们的无限攫取而枯竭。这致使社会正常生存运转的基础荡然无存,原有的社会秩序也由此断裂。文章第三章,描述了物质性资源配置与秩序的相关性。其中,水资源是当地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调控手段。当地政府依靠国家权威赋予的权力完全掌控了水资源的配置,并通过“水权置换”对水资源进行支配,实现了政府财政的积累。这无疑是对农业灌溉用水的剥夺,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也大大削弱了政府权威的社会基础,使得种植户们在水资源争夺上愈演愈烈,水利矛盾纠纷不断,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土地资源的流转和集中,不仅瓦解了种植户间生产经营上的合作互助的社会基础,还为外来户提供了进入的空间,异化了嘎查移民的社会构成,同时也严重削弱了水资源对社区秩序的控制力。扶贫项目作为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要实施载体,被项目实施主体——政府视为权力寻租的绝好目标,也逐渐演变成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拉力器。文章第四章,描述了国家行政权力在孪井滩从分散配置到集中运作的变化过程以及C嘎查自治组织设置、自治权力的内部争逐等现象。为了实现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进行有效治理,建立良性的公共秩序,国家行政权力资源在孪井滩的配置由分散走向集中,并逐渐强化。孪井滩政府也最终实现了计划单列、独立运行的模式。这确保了国家权力跨越了原本的乡镇层级,强有力地直接嵌入到嘎查社区之中,也达到了对各种资源的有力转化和支配。嘎查自治组织的成立除了建立起国家政治权力嵌入村庄社会的渠道外,更多的是将异质性的移民连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并为集体行动提供了可能。国家行政权力赋予了嘎查自治组织制度上的权威和合法性。这种制度上的合法性一方面可以确保嘎查的干部以相应的身份标签去开展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当嘎查遇到难以处理的棘手问题时,国家行政权力也成了可以直接诉求的重要依靠。嘎查自治组织的社会性权威则主要来自于嘎查干部自身的道德素质,这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综上所述,我们从C嘎查的个案来透视孪井滩的整体移民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以喇嘛教主导下的草原牧区文化关系网早已被移民个体的实践行动所突破。人们不再像以前在牧区生活中那样过着守望互助、闲适安定的生活,也很少有机会和场所集体参加具有生命终极慰藉的宗教活动,而是为了能够在搬迁后的新环境中生存下去,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和有限的财力用于家园重建上,做出“在一定结构安排的节约成本的理性选择”。在有限的资源面前,政府、嘎查自治组织、移民个体、外来人口纷纷期望能够获得各自所需的资源,为此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甚至出现各种矛盾的冲突,为社会稳定秩序的达成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中国这样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中,政府权力是社会运行最终的主导力量。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充分体现公共性,弱化谋利性,恪守道德底线,实现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充分发挥组织社会再生产的职能,扩大可配置性资源总量,不断满足社会秩序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