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带动机动车交易市场的繁荣,随之而来的是机动车交易中权属纠纷的复杂。实务的不统一呼唤着立法的完善,为了保障机动车交易双方权利不受损害,需要一套清晰、严谨的法律体系来规范。本文第一章以案例分析的形式阐述了机动车所有权变动在司法实务中的困境。《物权法》第二十四条将登记簿上的登记作为机动车物权变动得以对抗第三人的对抗要件,而对其何时生效只字未提。由于法院对相关条文理解不同,导致对同类案件作出迥然不同的判决。本章通过相关案例介绍和分析,引出司法实务界长期存在的分歧:1、机动车所有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不明。2、机动车所有权转让适用善意取得存在争议。本文第二章探究我国机动车所有权的变动规则:我国物权法并未直接规定生效要件,学者各执一词,形成“交付生效说”、“登记生效说”和“合意生效说”。本文对这几种主流学说进行评析,得出交付说最符合现行《物权法》立法体系的观点。并且就“交付生效+登记对抗”规则下解决司法实践中一次性买卖和一物二卖问题做了类型化研究,得出交付说在解决机动车所有权归属问题上具有优越性,可达到解释上的圆满。本文第三章探讨交付说规则下善意取得的适用问题。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公示公信原则,公示公信原则要求公示的权利外观能反映实体权利的正确性。在交付生效+登记对抗模式下,本权分离已为常态,单纯的占有(交付)不能正确公示所有权,登记簿上的登记只有对抗效力,无法保证实体权利和公示权利的一致性。只有交付和登记并存的公示方式才具有公示公信力,第三人在确认机动车登记簿上的登记人和实际占有人为同一人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合理信赖,从而被认定为善意。同时,满足善意取得还需要其他条件,分别是:出卖人无权处分、第三人善意并支付合理对价,机动车已交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