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中国股市异常波动事件中,由高频交易引发的证券期货市场系统性风险已引起包括监管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担忧。我国首例高频交易入刑案伊世顿公司特大操纵市场案的处理折射出我国法律对高频交易这一新型证券期货市场交易行为、特别是涉嫌利用该手段操纵市场行为规制的缺失和面临的困境。这些问题主要是我国在高频交易监管领域还存在尚未制定专门的程序化交易和高频交易监管规则,有关行政认定规定相对概括、尚无具体配套量化指标,刑事立案追诉标准与审理标准具体指标不够一致等等。高频交易是世界资本市场交易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是科技发展与资本市场交易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高频交易具有有利于克服人性弱点、大幅度地提高交易效率、增加市场流动性、优化投资管理等优点,但其也存在风险和争议,主要是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加剧市场交易价格的极端变化,导致市场投资环境不公,助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和被利用实施不法操纵市场行为等。高频交易对市场交易秩序影响较大,故主要资本市场国家和国际组织普遍重视加强对高频交易的监管和研究。虽然对高频交易的定义未达成一致,但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美国证监会（SEC）、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纽交所、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Ⅱ,即Mi FIDⅡ）、德国《高频交易法》、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等均提出了高频交易的认定标准和监管措施。高频交易的认定标准主要包括单位时间内报单量、报单取消率、报单停留时间等指标。国际上高频交易的监管措施包括实行执照准入制度、算法报备、提高监管部门监控市场数据技术手段、熔断机制、履行做市商义务、调整最小变动价位、订单最低存续时间、订单执行率、市场接口管理、减速带、主机托管服务等,对防范高频交易对交易所交易系统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的交易环境相比,由于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存在“T+1”交易机制、技术水平和持仓及交易限额等因素,高频交易实施的空间有限,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为确保高频交易规范发展,有效防范高频交易操纵市场行为,维护交易公平,建议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等方面构建全方位有效的高频交易监管制度机制,主要包括开展特定程序化客户报备、实施申报量阶梯制收费机制、修订异常交易自律监管规则等措施;在完善高频交易立法工作方面,建议制定专门的高频交易监管部门规章,完善虚假申报等操纵类型的认定标准,将程序化交易和高频交易监管事项写入《期货法》,探索完善与程序化交易纠纷调处案件查办相关的专门机制,改进完善民事、行政、刑事手段救济措施等。同时,改革完善与程序化交易运行环境相关的制度机制。除构建完善高频交易监管机制外,同时应当完善滥用高频交易操纵市场行为规制机制和制度体系。纵观国内外证券期货交易市场,滥用高频交易技术实施操纵市场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有幌骗、塞单、试单、提前下单、闪电订单、动量发起、假冒普通投资者等行为,其中以幌骗最为典型。滥用高频交易操纵市场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在主体要件上,行为主体为高频交易商,即使用高频程序化交易系统从事交易的投资者,一般为机构投资者;其主观上存在扰乱市场供求并误导其他投资者的故意;在客观要件上,存在利用高频程序化交易系统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速度优势参与证券或期货交易的虚假交易行为;在结果要件上,发生干扰市场供求价格或交易量并误导其他投资者的结果或者具有这种可能性;在因果关系上,操纵行为与干扰市场供求价格或交易量等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建议重点完善基金等新型违规主体、账户实际控制关系、虚假申报行为的认定标准、违法所得的计算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