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将损害该行业的市场竞争，从而应当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但是，其经济运营模式的差异使得我们在套用传统的反垄断分析范式时需保持谨慎。良好的反垄断执法应当既不损坏该行业的创新，同时对恶意垄断行为也保有良好的威慑。互联网经济的运营具有一些明显区别于工业经济的运营模式，这些特点最终会影响到反垄断执法。　　相关市场界定是反垄断执法的起点。从相关市场界定开始，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就提出一些与传统行业不同的要求。在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时，互联网产品可初步区分为全新信息交换类产品和在互联网上销售的传统商品，两类产品的市场界定需分别重视产品在互联网行业内以及与传统行业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关系。非合并案件中相关市场界定可结合企业行为方式，对供应商市场垄断地位进行综合考量，不应阻碍对直接损害竞争行为的认定。单一价格测试方法在互联网产品市场界定中具有局限性，还应注重创新因素的考量以及时间市场的界定，着重进行供给替代分析，并寻求市场界定可能的替代性方法。在互联网行业，高市场份额不代表垄断以及高份额的持久性，市场势力的核心在于企业对价格的控制能力，而在互联网行业往往具体体现为产品用户规模的大小以及由此形成稳固与否的网络效应。由于市场的易变性，时间市场对互联网企业支配地位界定显得比传统行业更加重要。同时在互联网行业还要注意拥有知识产权与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关系。　　国内的互联网行业已初步进入垄断竞争阶段，对垄断行为规制的呼声较高。在对互联网企业的滥用行为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由于双边平台运营模式的影响，一些符合滥用特征的行为在该行业企业开展商业活动的过程中具有新的表现，值得进一步分析其竞争效果以确定合法性；同时，互联网企业一些突出损害竞争的行为在规制理论上需要探讨，也需要执法机构的进一步关注。　　互联网企业定价行为的合理性需要结合双边平台的收费特征来分析。由于单边免费的损失可通过另一边的交叉补贴来弥补，因此其产品定价可能出现一边较高另一边极低甚至为零的情况。这样，单纯的高价或者低价并不意味着违反了反垄断法。在对互联网企业的定价行为进行监管时，要多关注企业级“消费者”的消费权益，同时执法要赋予低价甚至免费竞争一个宽松的环境。　　互联网企业的限制交易与拒绝交易行为比传统行业隐蔽。交易双方合同中对其他产品的排斥、软件之间的互不兼容都可以是互联网企业拒绝交易的表现形式，因此查处难度有所增大。在互联网行业，对拒绝交易行为给予良好救济有着特殊的意义。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需要谨慎实施补救措施，以免破坏创新；同时，针对网络效应的存在，特别注意设计相关补救措施，以确保合理访问到瓶颈产品或者服务。　　互联网企业实现搭售的难度远远低于传统行业，搭售在互联网行业具有普遍性、隐蔽性和强制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判别搭售的难度不断增加，搭售的效果趋于复杂化。搭售既可以是企业排挤竞争对手的重要方式，也可以是一种集合产品和功能的有利于消费者的方法。我们应综合分析互联网企业搭售行为的利弊，以消费者福利标准来判断搭售的合理性。　　反垄断执法机构与法院还需要关注互联网行业一些特色滥用行为模式。搜索引擎滥用行为是目前该行业体现较为明显的一例。搜索引擎作为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入口以及对中小企业的重要性，不合理地调整搜索结果可能会侵害公平竞争并违反反垄断法。搜索歧视在一定层面上可以被视为捆绑行为，可能是企业滥用杠杆效应的体现。此外，互联网支配地位企业为防范被中小企业所超越，在企业规模较小时对其加以收购，以扼杀摇篮中的竞争对手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出于对创新的关注，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适度加强对兼并小企业的关注，对扼杀性收购行为保有警惕。而专利诉讼在互联网行业愈发演化为市场竞争中打击对手的一种方式。滥用专利诉讼打击竞争对手危害很大，会从根本上削弱现有创新维护制度的功能。除通过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加以规制外，还需要从知识产权自身制度的改造来防范滥用行为。　　总体而言，对于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反垄断法监管需要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实体法层面，合理原则应成为分析互联网企业竞争行为的主流原则，要关注双边平台运营模式对分析互联网企业行为产生影响，并对以价格为主导的分析范式进行适当调整，在衡量企业竞争行为的正负面效果时，消费者福利是判断支配地位企业行为合法性的重要标准。同时，需对互联网企业新型滥用行为加以关注。我国现阶段互联网领域需要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并重，在对企业行为进行处罚时，结合互联网市场快速变化，可对于其反垄断责任承担方式和力度与传统行业有所区分。在程序法层面，要特别重视反垄断领域快速解决程序的构建以及反垄断介入的时机。结合耗散结构理论带来的启发，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执法应重在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促进市场竞争达到市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