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世界”从艾布拉姆斯的“四要素说”（作者、读者、作品、世界）中剔除的话，那么通过研究剩下的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会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与探寻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还能引起人们对创作与阅读的新思考。作者和作品之间存在意义交集，作品和读者之间存在意义交集，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意义交集，由此可以划出一个各有交集的三环。关于三环中的交集与空白，也各自有其意义。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最为复杂，也最为有趣。同样身为主体，与作为客体的作品相比，作者和读者具有很大的能动性，因而关于文学活动的主动权的争夺也就在两者之间产生。作者不全然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指引者，读者也不见得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接受者。作品意义的来源绝不是单一的，语言固然是根本原因，但作品的意义往往由作者和读者共同确定。怎样的诠释是合适的，而怎样的诠释又是过度的呢？作者进行了创作，确定了文本，那么最中心的意义是无论如何不能绕开作者的；读者作为接受者，并不是单纯地接受，读者是能动的，作品意义无法最终确定，但是会在读者的努力下不断广化和深化。作者的创作是作品意义产生的初因，读者的阅读是作品意义演绎的动因，作品则是为其意义的演绎提供一个客观条件。另一方面，文学活动中又出现了“无我”写作和“有我”阅读。“无我”写作的背后是更加厚重的“有我”。作者只有对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和洞察，才能够驾驭好作品，在“无我”中充盈着“有我”。同时，读者的阅读日益成为一种再创作，作者从作品中退出，读者带着自己进入作品。这时，读者就成为新的作者，读者离开自己的世界，进入作者的世界，更多的意义就此衍生。这时便会发现，文学创作也好，文学阅读也好，都应有一个“度”的存在。无我创作不是真的“无我”，同时也不能太“无我”，像罗布-格里耶的一些作品，阅读难度太大，实则已降低了其文学性。“有我”阅读很容易在过度诠释的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作品被滥用到实用主义乃至功利主义的极端，那就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