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1952-1966年的中国政治研究或当代中国史研究受到“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影响,主要考察国家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过程,而把农民想象为一个制度的被动接受者,由此可能会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中国政治的丰富性及其背后的意义建构过程。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在近年来开始注意到1952-1966年的多重面向,他们除了关注全局性的决策及其运作之外,也开始侧重于对村落的研究,而村落政治在此大潮中更是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在本文中,笔者以印度的底层研究学派和斯科特——克夫列特以降的进路两种“底层政治”的书写方式为启发,选择关中地区的一个普通村庄黄村作为田野调查点,结合历史档案和相关报刊材料,分析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国家权力系统与意识形态在黄村的具体运作机制,以及黄村的户族、农民、干部等以何种策略回应国家的要求。因此,本文并不试图将黄村的特殊村史嵌入到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而是旨在考察以下内容：第一,作为一种国家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展开,其基本取向、变革目标以何种形式表现,并且其中隐藏着抑或正在形成何种国家治理术；第二,当原来的乡土传统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时,作为黄村中的主体性力量的户族、农民以及乡村干部以何种社会心态来面对,又体现出怎样的行动逻辑；第三,在国家-户族-农民的互动中,国家、户族与农民的关系呈现出何种实践形态,进而形塑出中国村落政治何种的特殊样态与演变逻辑。在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参与式的国家动员吸引了大量的农民,他们为了集体经济的利益和合作社社员的身份在“工分制”下进行劳动生产。值得指出的是,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不仅是满足经济增长、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社员身份的一项具体措施,同时更是一种劳动管理体制,甚或作为一种基层控制手段,代表着国家权力由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与“大跃进”运动的展开,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的话语深入农村,“平均主义”的风潮日益盛行,而经过人民公社锻造出来的日益熟练的凝视技术更是让国家意识形态从原有的政治领域弥散到农村社会的生活世界,而农民的身体也由此越来越呈现出政治化的图像。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乡村干部成为“教育”的对象,而有组织的干部下乡作为非常规的权力组织逐渐实现对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不过,经历过严酷政治现实的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往往在表面上选择接受政治话语的表述,与此同时又会在自身的经验世界中遵循日常的生活逻辑,最终体现为农民的行为选择与话语表述的分离这一独特性后果。他们一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按照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积极完成自我修炼；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也会诉诸于乡村社会中固有的生存伦理、户族观念等,使用各种“弱者的武器”。在“工分制”下,他们保证农活的质量,但也显示出“漂亮”的挣工分策略。而一旦庄稼歉收、口粮减少时,他们采取“瞒产私分”、“偷盗”以及“借粮”等方式,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生存伦理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的情况更为复杂。虽然农民获得国家赋予的“正义的武器”,但是他们与乡村干部长期以来天然的共生于一种社会文化网络之中,各自充分运用一些特殊的、非正式的行动策略和各种可得资源,构筑与营建日常生活世界的合理性空间与正当性。当然,农民受到的影响也是相当剧烈的。随着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思想灌输,国家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地渗透进乡村社会,农民也在此过程中开始产生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并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黄村的“退社风波”中,他们首先所挑战的并不是集体主义制度或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只是针对某些合作社干部的渎职行为。另外,为了保证抵制行为的政治优越性,他们还明智地将以前的富农从户族的抵制队伍中剔除出去。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贫下中农被中共中央赋予监督农村干部、遏制渎职行为的权力,也同时获得批评和揭发乡村干部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使用“人民来信”等“正义的武器”。总之,“全能主义政治”或“总体性社会”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涉及到国家权力从生产领域的渗透向社会规训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由原有的政治领域向整个社会的弥散以及基层组织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的重建等,最终呈现为“社会主义的新传统”或“新德治”。而黄村的户族、干部与农民则以一种日常的、微妙的和非直接的形式,表达着对国家权力及其规则的顺从与抵制,是一种不同于“官方政治”和“劝说政治”的日常政治。不过,随着组织渗透的深入与国家权力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在地化”,黄村户族中的具象农民成为抽象的人民,而对国家产生某种认同。在此意义上,1952-1966年的村落政治作为底层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网络,体现在国家-户族-农民三者之间的实践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