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译者随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翻译研究中重要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并从权力话语，后殖民主义，阐释学等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然而，在取得喜人成绩的同时，多数学者对译者的研究是静态的，忽视了译者的变化性。文化转向使新历史主义视域中的翻译这个课题得到了发展。人类的“自我”是一个社会化构建的过程，人的本质不是固定的、整体的，而是不确定的、不连贯的，人处在不断地“自我造型”过程中，译者也不例外。本文将译者的研究视角转向新历史主义，将译者置身于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动态的研究。本文以赵景深及其安徒生童话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运用其核心理论之“一自我造型”考察赵景深在翻译安徒生童话过程中的自我造型及其对翻译的影响。研究发现，从翻译选材到译本完成的整个过程，赵景深在不断地进行自我造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和社会力量对赵景深进行了形塑，本文集中讨论与其翻译安徒生童话过程相关的形塑力量，包括家人，友人及社会精英的影响，“五四”儿童文学氛围和“安徒生热”的濡染，以及赵景深内心对以上两种力量影响的回应。这些来自赵景深“自我”外在和内在的力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上述第一种力量的形塑下，赵景深形成了对安徒生童话坚定不移地热爱；第二种力量影响了赵景深的儿童文学观以及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看法，而赵景深内心接受了这两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在这种回应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理解，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和对安徒生及其童话的观点。这些观点无疑会影响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的选择以及翻译。由于赵景深在不断地自我造型，除了上述形塑力量之外，在选择和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具体过程中，赵景深又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诗学，文化观念，以及读者的期待、喜好等的形塑，进而影响其选材和翻译，其中有些力量的形塑发生在该翻译过程之前。在具体讨论赵景深的“自我造型”对其选择和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影响时，对这些形塑力量及它们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所有的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赵景深对安徒生童话的选择，并且影响了其在翻译过程中对目标语读者的选取以及译文中的语言风格。研究表明，译者不是固定的主体，而是在不断地进行自我造型。译者在翻译某个作品的特定时期受到形塑，形成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与某些以前具有的特点共同对翻译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