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以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研究异军突起,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热门话题.该文将后殖民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探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重构的过程中,制约译文生成的外部条件,尤其是权力、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重新审视翻译的历史作用,并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翻译功能进行再定位.被传统翻译研究所忽视的文化间权力差异,成为翻译研究的前提.权力差异不但影响翻译的选材、翻译的流量,还通过影响译者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操控翻译策略.因此,翻译,本质上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不平等对话的产物,是强势文化为维护其中心地位与弱势文化为了重建和发展本土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氛围和政治形势,不同的权力关系和话语网络里面,进行的新的文化殖民与解殖民的杂合过程.这将翻译活动回置到它产生的真实文化历史背景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翻译扮演了文化殖民和解殖民双重角色,从而消解了西方与东方、殖民与被殖民、中心与边缘、原文与译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作为具有帝国情节的中国,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世界中心之国"的荣耀,也有半殖民地的屈辱.不可否认,目前我们的文化处于弱势,翻译研究也处于边缘的地位.如何将后殖民主义翻译本土化,借助后殖民理论解构"西方中心论"的批评话语,重构中国文化和中国翻译研究的现代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要选择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的翻译策略,即通过解殖民化,消解西方中心主义,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寻求东西文化的共生和融合.在具体实践中,在输入外来文化的同时,最重要的是以积极的姿态输出中华文化,重塑东方形象.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中国翻译学.中国的翻译研究要摆脱失语的境地,必须通过理论创新:一是引进和钻研世界先进译论,拓宽翻译研究视阈;二是对传统的译论进行总结和发掘;三是加强东西方译论的交流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