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是20世纪末以前经济领域最热点问题之一，是国民经济持续、高效运行的前提。本文从三个视角系统地研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测度问题，丰富了现有的测度方法和理论，以宁波为案例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为宁波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在系统梳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三个视角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赋予了新的内涵，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定义为经济系统与外部系统如社会系统、科技教育系统、资源环境系统等的共生（外部层次），区域间经济系统要素配置效率的均衡（整体角度），区域经济系统内部结构间的关联互动（内部结构），相互依赖。基于这一内涵，从三个层面测度了宁波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　　 从外部系统的视角，研究了经济系统(Ec)与社会(So)、科技教育(Se)、资源环境(Re)等外部系统的协调性。考虑到现有DEA模型（CCR、超效率DEA）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的超效率DEA模型，该模型从悲观和乐观两个角度测度决策单元的效率，并将悲观效率和乐观效率的几何平均值作为决策单元的最终值（即协调度）。进一步将改进的超效率DEA模型与PCA方法、隶属度函数协调度模型相结合，构建了系统协调发展测度的改进的PCA-seDEA模型。基于改进的PCA-seDEA模型实证分析了Ec、So,Se、Re任意两两系统、任意三三系统以及四个系统间的协调性。研究发现，宁波Ec、So、Se、Re间的协调发展状况并不理想。未来经济发展应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资源环境的保护和节约，要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提高民生保障的力度。　　 从经济系统本身出发，研究了区域间经济效率的协调性。基于2002-2009年宁波五县市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指数测度了宁波五县市的经济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发展效率差异及其收敛性。研究得出:技术进步是导致宁波五县市TFP变化的主导因素;象山和宁海两个县的TFP优于余姚、慈溪和奉化三个县级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三个县级市经济发展状况较好，TFP本身就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因此，相对于经济发展较差的象山和宁海，对生产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改进较缓;宁波五县市TFP的σ收敛现象尚不明显。　　 从经济系统内部视角，定性、定量分析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结构化测度机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结构化分解。分别从增长(G)、依附(A)、竞争(C)、和谐(H)四个角度探讨相关因素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这种作用和影响对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测度分析的机理和导向。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得出以下结论:G、A、C、H四个维度与协调发展之间具有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G维度与H维度的作用系数最大，分别为0.29和0.38，而C维度对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略显薄弱，路径系数为0.22。与一般印象不同的是，A维度对协调发展的作用最为薄弱，路径系数仅为0.03，仔细分析后发现，依附机制的主要区域在于先期开放的沿海等地区，对于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市而言，进出口额、实际使用外资额、运输总量等观测变量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也正好验证了，对于宁波这一外向型经济城市来说，依附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至此说明，通过测度宁波市的经济增长、依附、竞争以及和谐之间的协调关系来反映宁波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是合理的，并且是具有理论根基的。　　 基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G、A、C、H结构化分解，从经济系统内部视角，实证分析了宁波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结构化问题。将网络层次分析法(ANP)、证据推理方法(ER)与离差系数最小化协调发展度模型相结合，构建了基于ANP-ER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结构化测度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分别测度了2002-2009年宁波五县市G、A、C、H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平均而言，慈溪经济结构间的协调性相对最好，余姚次之，宁海县排第三，奉化市和象山县不分上下，但总体来讲，宁波五县市经济结构化的协调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即便是协调性最好的慈溪市，也仅为“中级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