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两德统一之后,作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重要部分,德国在海外军事参与问题上不断突破。统一初期通过“支票外交”的形式介入海湾战争,之后在科索沃地区的空袭行动实现了海外军事参与的实质性进展。“9·11”事件以后,为了应对反恐局势出现的新变化,德国于联合国框架下在中东地区开始了广泛的军事参与。在阿富汗战争中,德国遵循着国际组织的要求和国内民意,以避免单独行动和从事危险原则参与了阿富汗的军事与重建工作。而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德国展现了其对于多边主义的支持,极力反对美国“单边主义”介入下的伊拉克战争行动,只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支持伊拉克的重建工作。二战结束后,德国坚持“不再重复错误”的克制文化原则,在海外军事参与问题上展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随着德国国家“正常化”的推进、经济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国际社会和盟友对德国承担国际责任的期待,德国进行“有限制的出兵行动”已经逐渐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这一时期德国克制文化与多边主义原则之间博弈的态势有所加剧。在这一进程中,德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行动具有代表性。无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积极参与还是在伊拉克战争中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都展现出德国在海外军事参与这一问题上更为积极与更加自主的态度。本文从德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事参与立场与表现为研究内容,从德国在两次行动中不同的参与方式背后的影响因素为研究动机。第一章叙述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的限制和德国在科索沃地区战争中逐步突破克制文化的限制,走向实质干预。第二章探讨德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主要是参与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三种方式和在任务过程中所秉持的原则,并讨论德国参与阿富汗军事行动对自身的影响。第三章讨论德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尤其是德国对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和通过联合国框架对伊拉克重建工作的参与。第四章阐述德国在中东地区其他战争中的立场与行动。再以事实的评估出发,从外在与内在的层面探讨德国海外军事参与的影响因素,并归纳德国其中体现的特点。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强调政治行为体的思想意识结构在其行为方式和目标设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国际政治由社会价值规范、认同以及政治行为体的思想形态所构建。克制文化与多边主义原则的博弈影响了德国在不同时期的行为模式,也对德国海外军事参与产生了不同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