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锋小说的试验中,余华代表了在生存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余华早期重视小说形式,后期重视内容,但对人类生存的思考,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作为文学的精神展开,“苦难”、“温情”、“忍耐”是余华小说的几个主题语码,他们共同体现了余华的小说精神。“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80年代,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眼中所见的是弥漫于整个世界的无边无际的欺诈、暴力、杀戮、死亡、荒诞;人性之恶的洪水滚滚而来,淹没了每一个人;苦难犹如一朵巨大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人类生活。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余华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对“温情”的执著呼喊,只不过不同时期声音强弱有异而已。从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到《在细雨中呼喊》,余华笔下逐步注入了更多温情。在《活着》中,人在苦难面前已经成为一种温情的存在物。可以说90年代余华面对苦难,用“温情”代替了前期先锋小说冷酷的“恶”,这种温情伴随着苦难,似乎苦难越是深重,温情越是绵长与深厚。“忍耐”也是余华在《活着》中发现的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正是因为忍耐的存在,使得这部小说变得沉郁、悲悯,没有血与泪的控诉,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只有福贵在一个个亲人离去后的承受——在福贵的忍耐里,作家感到了“高尚”,而我们感到了生存的无奈。创作从根本上说是作家主体心灵的产物,是一种个人的精神制造。余华对生存的思考同样来自于他的童年记忆和主体自觉的艺术追求。余华力图拒斥的“一成不变”,显然也包括精神的“一成不变”。在创作中,余华对生存本质积极思考,对作品展示的精神进行了艰难困苦的选择,走上了备受煎熬的精神苦旅,但在他的精神旅途之中,我们还发现了他思考得不完备之处,也就是他对人类存在认识的局限:他对暴力与死亡的迷恋,使得其作品在指证苦难存在时让读者感到压抑和绝望;把“活着”当成最高目标,让人的存在缺少了超越与自由;而一味用忍耐来和这个苦难的世界和解,更让人感到福贵内心的麻木,一个麻木的灵魂是不能也不该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一切文学创作都是作家深层文化素养的外化,一个作家独立精神和深刻思想的形成端赖于其自身深广与坚实的文化底蕴。余华期望写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相信他就一定会更注重培植自身广泛而深厚的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