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包括股票发行与债券发行两大类，而不同于股票发行(IPO)，债券发行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尽职调查不够详尽的问题，尽管监管机构明确要求各中介机构应当独立承担尽职调查和对相关信息的披露义务，但承销商对财务数据的尽职调查往往依赖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在此情况下，承销商和审计机构之间会有一定的重复工作。另一方面，债券发行过程中监管机构的审核相对放松，而作为有义务对发行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并编制申报材料的中介机构的责任相应增强，中介机构的专业胜任能力是债券信息准确披露的基本保障，因而对中介机构的选择也会对债券的信用利差产生影响。综合以上两点，本文预期承销商和审计机构选择对债券的信用利差产生的影响依赖于另一方的选择，表现在中介机构选择的交互作用会削弱单个中介机构对信用利差的影响程度。
　　本文结合现有文献和实践经验，从尽职调查重合、信号传递边际递减、监管事前监督、隐形担保情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不同资质的承销商和审计机构组合对债券发行信用利差的理论影响，并以2009年到2019年9月间发行的城投债和非城投债为样本，选择承销商是否为前十大承销商、审计机构是否为“四大”或“八大”以及他们的交互项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并经稳健性检验，部分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
　　经研究，本文发现:对城投债而言，地方政府情况是影响信用利差的最主要因素，中介机构的选择并不会显著影响城投债的信用利差，不同资质的中介机构组合对信用利差的影响也无明显差异;而对非城投债而言，发行人情况是影响信用利差的最主要因素，中介机构的选择并会显著影响非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具体来说，中期票据的承销商和审计机构选择基本无交互作用;而公司债的中介机构间的交互作用体现为对承销商和审计机构选择单独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削弱。
　　基于本文的结论，本文建议监管机构加强对承销商尽职调查中依赖会计师工作情形的监管，促使证券发行的中介机构向市场提供独立获得的真实准确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