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是公司法人意思表示的工具。相关合同契约等文件材料加盖公司印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商事活动交流表达中对公司主体身份及真实意志的确认。近年来,因伪造公司印章而引起的司法纠纷不断增多,相关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的背后揭示了合同交易中公司印章使用方面长期存在的乱象。从立法角度而言,印章在立法上规定不明确,印章的地位无法律条文支撑。现有的法律规范从两个维度规范印章。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0、493条规定,确认盖章行为对合同成立的时间及地点有作用。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14条规定,确认印章是作为代理权外观和相对人信赖是否合理的判断因素之一。但上述规定并没有直接表示印章对公司法人行为的作用与效果。从司法角度而言,审理涉伪造公司印章类的合同纠纷相关标准不统一,最高人民法院也未统一相关裁判规则,法院判决结果多种多样。对合同交易中的公司印章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相关司法裁判的整理与分析。正确审理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不仅关乎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界定厘清,还关乎交易的安全与稳定。伪造印章作为一种刑事违法行为,其刑事违法性与合同之民事性有无冲突?邢民审理模式孰先孰后?印章真伪如何举证证明?印章真伪与合同效力关系如何?上述问题,都对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实务审判带来挑战。通过对司法裁判文书的分析,印章的真伪性并不是合同有效与否的决定因素。判定合同的效力应与盖章之人的代表权限联系整体把握。为此,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的审理裁判规则的升级统一需要立法技术与司法手段相互配合。在立法源头上修订调整旧法,确立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则指引;在司法适用途径上,推广案例指导、类案检索等制度,明确裁判规则,实现法律适用统一。立法与司法共同促进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的审理,从而为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服务。文章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的裁判现状。通过法院内网类案智能推送系统对关联案件的搜索,介绍近年来伪造公司印章类案件的主要类型和裁判难点,进而选取最高人民法院的60件司法裁判文书作为案例样本,找到该类案件司法裁判在诉讼模式选择、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三个方面存在的司法审判疑难点,指导后文的研究方向。第二章是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的民刑模式选择。因伪造印章是刑法规范中具体的罪名,涉及刑事审判程序,故该类案件在审理模式上涉及民刑程序的冲突。首先介绍一般情形下,刑民交叉案件以“同一性”标准与“先决性”标准作为个案选择应当适用的审理模式的标准。然后结合本文研究的案例分别从“同一性”标准与“先决性”标准两个维度具体分类分析伪造印章类案件刑民程序冲突时如何选择。最后得出该类案件的民刑诉讼模式判断应在充分认定案件基础法律关系的前提下,以“同一”为标准,区分刑事犯罪行为与民事行为是否为“同一法律关系或事实”。若不“同一”,则涉案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认定不受刑事违法行为的影响,民事审判程序正常进行。若二者“同一”,则应判断民事案件裁判的证据是否有赖于刑事案件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应发挥刑事程序的“先决性”。正确区分刑事要件事实与民事合同效力,从而使该类案件的后续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第三章是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的事实认定。首先从印章伪造的概念、备案印章与伪造印章的不同点两方面界定印章真伪的含义,阐述印章伪造的认定准则,指出印章的“真伪”就是印章的合规与否,并特别说明印章未备案并不完全等同于印章是伪造的,二者是有区别的。印章真伪是对印章的自身属性而言,印章未备案与否是一种行政管理手段。其次介绍伪造公司印章类案件中,印章真伪证明的的举证主体、举证方式及举证责任承担方式。鉴定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在印章真伪鉴别中发挥极大作用,但鉴定申请需被审理法院准许。从总体上,当事人举证、质证印章真假的标准要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让审理法官形成内心确信。第四章是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印章真伪与合同效力密切关联。法律适用的过程是对合同效力判断的过程。首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合同效力无效与有效的情形进行归纳梳理。然后,结合本文研究的具体司法案例,得出实务中通常认定伪造印章类案件中合同无效的两种情形和合同有效的三种情形。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集中在虚假意思表示和违反法律、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两点。认定合同有效的理由主要有:构成表见代理;存在职务代表;存在伪造的印章在先使用的情形。最后指出代理或代表理论是审查认定此类案件合同效力的关键。虽然个案裁判结果角度各异,但落脚点均在于代理特别是表见代理规则的适用,强调印章真实与否并不决定合同效力。第五章是伪造公司印章类合同纠纷的解决机制。首先从立法角度进行论述,从修订《公司法》、重构系统的代理制度等方面给出相关立法建议,创造性地对《公司法》中经理的代理权限作出立法修改建议,期望商事代理制度与民法典共同组成一个合理健全的代理体系,形成优化功能效应。然后从司法角度进行阐释,从健全类案检索制度、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等方面提出司法适用对策,并创造性地选取本文研究案例之一作为指导案例,以期该类案件的审理结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