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前五十年在中国的法制变迁色彩斑斓的历史长河中绝对称得上是最值得研究与分析的一段进程。传统中华法系的逐渐暗淡,大陆法系在中国土壤中逐步发芽,在这创新与继受的过程中,如何完成大陆法系和中华法系的融合与共生,自然而然的成为法律制度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而取得时效制度正是在这不断融合与发展的法治进程中逐渐产生与发展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存在借鉴前苏联法律制度的传统,因此我国目前民事法律制度中总倾向于排斥“取得时效”这个字眼,单单只规定了诉讼时效。但正是由于该原因,缺乏了取得时效制度,造成了自己的财产长期被他人占有使用之后,在该财产上所产生了权利混乱状态无法妥当解决的问题。从而,本文通过研究清末民国的取得时效相关制度,会对于如今的民事立法以及民法学理论的发展有着纲举目张的积极意义。取得时效制度作为财产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式,该项制度能够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展现突出的作用。因此,将取得时效制度纳入未来的民法典中,成为民法典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民事立法进程中所应当实现的。不仅如此,由于取得时效是时效制度的子单元,与诉讼时效制度能够有机衔接起来,从而共同形成完备的时效体系这个母单元。作为古老的民事制度的一种,取得时效制度最早起源于古罗马时期。现如今,仍然有很多国家与地区因为它的科学性而将其吸收成为本国的具体制度。取得时效制度有着明确产权、解决争议等诸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并且,取得时效最大作用还在于它对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稳定。随着我国经济基础的不断发展以及上层建筑的不断升华,法学界已经将研究视角逐步落向这项制度上,在之后的中国民事立法上,一定会探索出符合中国当前国情的取得时效制度。本篇文章主要是从清末民国时期取得时效的立法情况着手来进行分析和论述。取得时效制度最早是从《大清民律草案》首次确立再到《民国民律草案》的发展最终到《中华民国民法》的演进,民事立法的不断变动就使取得时效制度的构成要件和制度内涵逐步完善和圆满起来。由于在清末及民国初期没有生效的法典规定,因此取得时效理论的适用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支持。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的大理院在当时发布了大量的司法判例和法律解释例,因此使得取得时效制度从理论变为了现实,可以加以运用到实际的司法实践之中。在实践中真正体现这一制度的优势,让取得时效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本文也探讨了取得时效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价值基础,从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沿革角度加以分析,从中国古代的有关制度到取得时效的近代引进;从我国本土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立法的对比分析取得时效的继承和发展,明确这一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与存在的空间。本文正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取得时效制度概述。本部分着眼于取得时效的制度含义和主要特点,并且分析取得时效的发展来源和后续制度演进,了解取得时效的制度价值,并进一步探究这项制度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沿革,从各方面对取得时效演变和基础理论进行把握。第二部分 清末政府对于取得时效制度的引进与适当改进。本章通过清末时期对于取得时效规定的立法背景与实际价值加以分析,分析清末中国取得时效的时代特征与意义。第三部分 民国对于取得时效的承接与继受。民国时期对于取得时效的具体成文法律规定,以及对于后续《中华民国民法》中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演化和启示性意义。第四部分 取得时效制度正式在加以施行后的司法实践。本章首先对民国司法机关的变动背景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于历史背景的理解为基础,深入对于取得时效的研究。对于该项制度设立缘由和内容加以了解,以及民国时期审判的法律渊源进行论述。第五部分 中西方立法例的涵摄之下,对于取得时效制度的对比。通过中外立法例的对比,通过对其他国家的对比分析来探讨取得时效制度是否依旧有存在于当今社会的意义,能否适应当今的经济文化。通过研究,如果可以在未来将取得时效融入我国民法典当中,那将是意义重大的。